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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翊/文

长期低迷状态使人们不得不反思日本的公司治理方式是否适应经济全球化，旧的模式是否还适用现在面临剧烈竞争和挑战的日本企业？

隐瞒汽车零件缺陷，不及时收回问题汽车而导致人员伤亡，三菱汽车的危机已唤起了人们对日本公司治理的重新审视。

比之英美的不足

公司治理问题一般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如何在良好的治理结构下推动企业业绩增长，维护股东利益；其二，通过监督机构规范企业，避免舞弊事件发生。
近年来，因为美国、日本等国企业相继出现各种舞弊现象，公司治理的讨论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后一个方面。事实上，这只是研究公司治理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并非两者是不相关的。

日本在战后形成的独特的企业文化和主银行治理机制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崛起中起到了不容置疑的作用。企业内的终生雇佣、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工会制度使职员将企业视为命运的共同体，对企业忠心耿耿，职工上下团结一致的精神使企业拥有了坚固有力的人力资源，也就拥有了不断创新发展的源泉。

日本的证券市场，经理人市场相对美国和英国来说是不够活跃的，在美英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会因为公司股票在股票市场上的波动，以及因为经营管理的不力而有被市场淘汰的危机。因此，企业的经营者们面对外界市场压力必须恪守职责，维护股东利益。这种压力可以防止经理人出于个人利己的动机而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在日本，由于如上所述的监督经理人的市场不够发达，很难起到相应的作用。

救命的“主银行”

那么，日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是靠什么力量来监督经营者的规范经营呢？众所周知，日本企业在融资方面以银行融资为主，企业以贸易或产品供求关系等形成一个集团，企业集团内一般都有一个主银行。
所谓主银行，即为银行不但向企业提供贷款，而且通过企业的结算户口掌握企业的财务状况，并通过向企业派遣董事随时了解企业的投资战略情况，跟企业之间在金融、情报、经营等多方面保持联系，密切实行对企业的监督。

日本财阀虽然在战后解体，但是许多企业都难于独自面对风险，习惯于被保护的各中小企业通过各种紧密的或松散的联系组成集团，这样又能顺理成章地依附于集团内的核心企业、银行，安然享受财物、信息、人才各方面的支援，这也是日本企业独立对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原因。主银行通常是向企业提供融资金额最大的一个银行，同时也是企业大股东之一。

这种双重身份，使主银行有动机也有能力去监督企业。但是，在企业经营良好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和企业达成长期的往来关系，一般不轻易介入企业，而是赋予企业相对自由和广泛的经营权；但当企业陷入财政困难，经营不善时，银行就会通过派遣董事或撤换经营者介入企业的经营活动，以此来达到重振企业的目的。

而对于陷入危机的企业的债务，主银行会联合其他银行对企业重新注入资金，或免除部分债务，使企业脱离财务危机。企业也因为在危机时可以尽快得到主银行的帮助而通常都愿意和银行保持良好的业务往来，主动向银行公开财务资料，使银行可以及时掌握其他投资者无法获得的各种资料，从而可以密切监视企业的各种业务活动。

安定股东现象

在探讨日本公司治理行为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日本企业的特征是企业和企业之间，以及金融机关的相互持股。
战后由于日本的财阀解体，公司的股票或者流入公司职员之手，或者流入公众之手，战后股票市场的个人持股比例在40%以上，而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持股比例只有20%左右。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1965年到1975年之间随着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进展，外国企业获得日本企业的大宗股票，从而使达到支配企业的目的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官民一体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外国企业的支配，从民间到政府都大力推行企业间相互持股，营造安定股东。

所谓安定股东现象，即为企业彼此间持有对方的股票，持股目的不在于投资收取回报，而是互相达成默契，不介入对方的经营，同时也不将股票转入第三者手中，使大部分股票不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达到防止经营权落入他人手中的目的。

日本的股东大会通常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召开，而大会通常都在30分钟之内草草结束，并没有很充分的时间让股东对企业的经营情况展开讨论。这种特征很好地反映了日本股东大会的形式化，安定股东一般都有默契不插入相互的经营，将权利全权委托给经营者，所以日本企业经营者的权力是非常强大的。

在日本，外部股东是很难介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因为大部分企业的股票都由不发言的安定股东持有，小股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机去监督经营者；而在美国，企业必须时刻面临像机构投资者这样的股东的监督。即使如此，日本的这种体制也并不说明股东完全放弃了监督企业经营者的权利。

事实上，集团企业间的董事长、高级经营管理者之间经常不定期地开会，互相交流企业的情报，同时也互相派遣董事去对方的企业收集情报，观察经营状况，使企业的高层对持股企业的情况及时掌握。

而且，企业集团内核心企业的董事长拥有极为权威的力量，企业的经营状况陷入危机时，核心企业的董事长可以强行撤换高层管理人员。安定股东虽然没有很强的动机去监督企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

在日本泡沫经济前，整体经济情况大致良好，股市承接整体经济的繁荣也一直表现较为强劲，有力的主银行监督基本上弥补了股东和市场监督的弱势。

该反思了

日本在战后短短的几十年间便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上述日本企业的治理行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恰如其分地发挥了作用，使企业繁荣向上，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高速运转。
但是，泡沫经济后的长期低迷状态，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日本的公司治理方式是否适应全球化的经济环境变动，旧的模式是否还适应现在面临剧烈竞争和挑战的日本企业？

首先，泡沫经济后由于股市的长期萧条，企业和银行已经不堪负荷因为股票价值的下降给自身资产负债表带来的影响。那种基于相互间的默契而不抛售股票的约束在企业自己谋求生存的环境下正在悄然消失，银行和企业不断抛出股票的现象逐渐有所发生。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各企业银行都很难墨守过去的那种自我约束，日本的相互持股现象正呈现慢慢消解的趋势。

其次，因为这些企业和银行不断抛出股票，股市的相对流动性就加强，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者加入股票市场，股市变成企业筹集资金的一个好去处，间接融资渐渐向直接融资转化，主银行的监督作用也在慢慢减退。取而代之的是外部市场对企业形成监督，类似美国的大型机构投资者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等正活跃在日本市场，他们强烈地要求企业公开各种信息，规范治理结构，以有效地从外部对企业进行监督。

另外，人才市场的不断完善和流动，使企业可以大刀阔斧地对人员进行精减，可以一改过去经营者大权独揽的状态，使经营者受到各方面的约束而不得不重视股东的利益，维护企业的健全发展。

日本在过去10年里，企业甚至是一些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企业不断发生令人遗憾的各种丑闻，这都与企业的治理行为有关。

安定股东对企业经营者相对较弱的约束，以及泡沫经济时期日本经济的持续向上，股票市场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使经营者沉浸在自我满足的意识中。而银行和企业也因为股市的上升趋势，享受账面利润，松懈监督职责。造成企业高级经营管理者的权力独大，也因为这样造成许多舞弊事件，三菱汽车事件不能不说是企业高层管理者道德约束松懈、缺乏监督的一个例子。

日本传统的公司治理方式正在发生改变，由侧重内部监督转向侧重外部监督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但不是一味地套用美英的治理模式。同样，日本近年来在治理问题上日益显露出来的缺陷，使我们有必要重新面对日本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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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韩资太崇拜

王信东/文

韩国之所以重视对中国的经济交往，确实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背景，同时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也有较为复杂的心理。

史上最热时

2001年底，在华投资的韩国企业雇用的当地员工为80万人。目前，韩国正在增加投资，估计所雇用的当地员工已达100万人。韩国企业每100万美元投资所带来的就业机会，是德国和美国企业的2倍多。这为解决中国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创造就业机会做出了贡献。目前中国的很多地区尤其是山东等沿海地区都把吸引韩资作为对外招商引资的重要任务和目标。
韩国也从与中国的交往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韩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日益加深。尤其是去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韩国的最大出口国，而且2002年超过美国成为了韩国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资对象国家。

最近韩国国内经济不景气，经济的增长所以几乎全部依赖于出口，其中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华出口。如2003年中国对韩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632.6亿美元，其中韩国对华贸易实现顺差230.6亿美元（见中国商务部网站），去年韩国的对华出口剧增47.8%，占总出口额的18.1%。此外，中国占据了韩国贸易收支顺差的88.1%。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出现大规模贸易逆差将不可避免。

由此看来，中韩两国的经济往来今后必将会有更好的发展。

笔者近期受韩国同行之邀请，到韩国与他们共同研究中韩两国经济交往方面的课题，通过多方面的观察，韩国之所以重视对中国的经济交往，确实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背景，同时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也有较为复杂的心理。

有利的因素

韩国《东亚日报》委托韩国研究中心（KRC）于5月2日对全国1024名成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61.6%的接受调查者主张：“今后在经济方面韩国最应重视的国家是中国。”主张美国、日本的人分别占26.2%和5.7%。而且接受调查者中，48.3%的人主张“即使在外交安全方面，也应最重视中国”，从而与主张美国（38.1%）的主张相比高出10.2个百分点。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出，民意调查时大部分议员提出的“今后对外政策上与美国相比应更注重中国”的见解反映了大部分国民的想法，因此，备受瞩目。

在此次调查中，84.0%的人对政界的“重视中国”主张表示了赞同。对外国的偏爱调查结果显示，主张中国“好”（28.0%）的人远远多于主张“不好”（11.8%）的人。相反，对美国，“好”（22.8%）略多于“不好”（16.2%），而对日本“不好”（35.1%）与“好”（15.1%）相比，高出1倍以上。

韩国劳动力成本较高。据5月2日《朝鲜日报》报道：去年韩国所有产业的月均工资水平为1869美元，是香港和台湾的1.2～1.5倍。

另外，过去3年来，韩国工资的上涨率为22%，与上涨率不到4%的香港、台湾、新加坡相比较高。而从人均收入指标（以国民总收入为准）看，2002年韩国为1.14万美元，远远不及香港（2.4690万美元）和新加坡（2.0690万美元）的水平。

韩企业有大量资金在寻找好的投资机会。由于除IT企业以外，韩国大多数企业并不看好今后韩国国内的经济形势，韩国企业有钱不投设备，企业把利润存在银行的情况逐渐增多，使企业的现金性资产规模达到历史最高的65万亿韩元。

避免与中国产生贸易摩擦。由于目前韩国对中国有较大的贸易顺差，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由韩国在中国的各种投资企业的进口所形成的。因此到中国投资已被韩国政府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视为向中国更多出口的一种经济组合行为。最近韩国政府支持Hynix（现代半导体）集团进军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中国市场巨大、劳动力相对廉价和社会稳定仍是吸引韩资的主要优势。

不利的因素

在政治上，虽然对中国友好在韩国是主流，但也有一些人担心与中国走得太近会引起美国的不高兴，呼吁韩国不要“疏美亲华”。
随着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韩国人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人也越来越多。把中国看成“竞争对手”（51.9%）的人多于看成“经济伙伴”（43.1%）的人，而且认为今后10年内中国产品的质量将超过韩国产品的人占78.7%，可见韩国国民对中国的较大警惕心理。

对此，韩国贸易协会贸易研究所所长玄锡分析称：“导致出现上述国民心理的原因在于，最近国民亲身体验到了随中国紧缩政策而带来的‘中国冲击波’，同时对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危机感也随之增高”。

担心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过大。中国占韩国海外直接投资额的44.9%，再加上，在计划进军海外的国内企业中，选择中国的占40%。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中国组组长赵贤俊表示：“由于韩国经济过分依赖于中国，所以应该警惕，以防韩国成为中国的‘边境国家’”。

担心韩高技术过早地泄露给中国。最近围绕韩国Hynix（现代半导体）集团是否应该与中国合资在中国建新工厂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Hynix进军中国，除了主要债权银行外，其他所有债权银行都表示反对。反对的原因除了担心该投资因为市场原因而失败外,还担心会泄露韩国半导体技术,怕使韩国产业空洞化。

对此美国《商业周刊》也发表报道说，“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追赶韩国的技术。韩国在技术方面领先中国1.7年，但是在5年内这一优势也有可能消失。”

更有媒体就此警告韩国制造业：在技术实力上，中国正在紧追韩国，而韩国与日本的技术实力差距不但没能缩小，反而越拉越大。今天的韩国被夹在“世界工厂”——中国和拥有尖端技术的日本之间。但是由于中国目前引进技术的多元化，“其他国家的很多半导体公司都已经进军了中国，所以中国掌握技术只是时间问题”，表明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矛盾心理。

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在恶化。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青岛贸易馆在5月11日发表的报告中指出，对华投资的目的可举出许多方面，如市场巨大、劳动力价格低廉、税制上的优惠和容易获取原材料等，但除了发展潜力很大的因素之外，效率和可行性却在大幅下降。

特别是人工费比越南等国还高，而且上海等沿海地区在逐渐丧失竞争力，并给予投资企业的优惠10年来也在逐步减少。例如要在合同期内撤销或因经营不善而要清算，只好把享受的优惠返还，才能撤销或清算，这阻碍了企业的经营灵活性。

而且，中国这几年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同样成为了对华投资环境的消极因素。特别是韩国企业投资中国时并没有足够重视这一问题，因而在当地饱经困境。

应该讲韩国人对韩资进入中国的不同看法当属正常，但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所谓有利或不利因素有些是可以转换的，我们应该通过自身的努力强化有利因素，淡化不利因素的影响。

比如应该更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投资的利益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能提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避免给韩国人留下我们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只谈有利的一面，不谈问题一面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