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激励机制的局限性制约了启蒙。

　　当时的许多企业领导人，也即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第一代企业家”们，他们大多具有超凡的企业家精神，并深谙旧体制的运作方式，他们的经验感悟和具体的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至今仍是今天还活跃在市场上的成功企业的企业文化和管理理念。不可否认，这些带有朴素的东方智慧和鲜明的个性色彩的经验认知，对于企业的早期成功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可讳言这与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理念仍然相去甚远。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一代企业领导人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的最初10年，企业家价值认同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市场改革相比显得相对滞后的激励机制未能有效的解决管理者剩余索取权的问题。企业领导人的激励与补偿主要有两种：一，寻求到一种政治归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一价值认可方式具有制度保证和社会认同，因而为当时大多数企业领导人接受；二，在得不到政治提升后，一些人开始在不满中寻找现实出路，如进行寻租活动，甚至腐败，如意志阑珊，企业竞争力下降。在今天的许多关于企业家和企业家价值的研究报道中，对于像褚时健、马胜利等当时风云人物的批判、反思与同情交织的态度，表明了在当时的条件下，进行企业管理启蒙的难点之一在于缺乏启蒙的主体（参与者）而使之成为不可能。

　　其四，市场化以后，激烈的竞争使得企业倾向于实用。

　　这一时期，企业面临着来自市场的现实压力，滋长了一种“好勇斗狠”的心态，陷入了一种“称王称霸”的情结，企业的注意力不是在如何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不是关注消费者的变化，而是期望用最直接最实用的手段打倒竞争对手。在现阶段，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我们的企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生存、突围；我们一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品牌稚嫩的肩膀上担负着沉重的民族使命。我们正在掀起的，也不得不进行的是一场新的“救亡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管理的启蒙来不及也无从谈起。

　　其五，企业家精神的片面夸大。

　　在这个以成败论英雄的时代，企业家被推上了企业舞台的中心，明确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后，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企业家最为企业的灵魂人物，其价值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压力与荣耀，理想与现实，成功的渴望与利益的驱动，在这一代企业家的思想里膨胀出了巨大的张力。对广告、CI、整合传播的热衷，对标王，对巨头的迷恋，对GE和韦尔奇的崇拜，深刻的反映出了这种浮躁、焦灼、矛盾和兴奋感。一方面，还在继续增长的市场机会，仍可能让企业的机会主义者们心存侥幸；另一方面，还在激化的市场竞争，让企业的实用主义者们缺乏从基础启蒙开始的足够耐心。理性的启蒙和启蒙的理性荡然无存。

　　对于这段历史的回顾与梳理，让我们感到惊诧。惊诧于中国企业忘性太大，常常“好了伤疤忘了痛”；惊诧于经过了20多年的历程，我们在认知上仍然表现出一种可爱的“左派幼稚病”。管理启蒙与品牌救亡，这个时代的变奏就这样长久而尴尬的横在我们的面前。

　　这一切表明，我们对于管理的认知仍有偏颇和急功近利之处，正视管理启蒙的紧迫性，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在企业的管理行为中贯彻实践，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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