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装启蒙者

　　从改变中国人对服装的观念，到成为高档服装在中国的代名词，这位世界时装大师在中国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皮尔·卡丹

　　在北京崇文门地铁站附近有一家不太起眼的暗红色法式餐厅。从外面看，它的装修完全算不上奢华，但是当你走进去后，会发现内部格局不逊于任何高级饭店，而墙上一排社会名流在此用餐的照片也在提醒你，这里曾是北京上流社会聚会的场所。

　　这家名为马克西姆(Maxim's de Paris)的餐厅是1983年皮尔·卡丹在中国的第一笔投资，也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餐厅。当时，西方世界的媒体普遍认为这位创建了服装和餐饮商业帝国的法国老头是疯了，因为在月收入只有几十块人民币的国家，这家高级法国餐厅的出现无异于商业上的自杀。而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自己也在餐厅的开业仪式上说，“如果我能在北京开马克西姆，那我也能在月亮上开马克西姆！” 餐厅开业后，生意却相当不错，各界名流时常光顾，在他们看来，这里是他们了解法国文化最好的地方。

　　对皮尔·卡丹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创造“第一”的记录了。在此之前，1979年皮尔·卡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第一次仅限于专业人士参加的服装表演，1981年，他又在北京饭店举办了首次面对普通观众的服装展示。

　　两次活动中，模特身着设计大胆、颜色艳丽的服饰，在当时的北京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皮尔·卡丹公司中国首席代表宋怀桂看来，这两次演出开始改变中国人对服装的观念。此言不虚。要知道，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最流行的服装是中山装和军装，颜色也只以蓝色和绿色为主。

　　在此之后，皮尔·卡丹在中国开展了各项有关服装的文化交流。1985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和上海文化宫，他举行了更为大型的服装表演。同年，还把12名中国模特请到巴黎表演，当时欧洲和法国数家最大的媒体都以头版报道这条来自“红色中国”的消息，并配以中国模特手举五星红旗乘敞蓬轿车经过凯旋门的照片，“这是中国模特第一次走出国门”，宋怀桂对《环球企业家》说。

　　皮尔·卡丹对中国服装业的影响远不止这些。1990年代，他通过转让品牌并代为设计款式的方式在中国推出以他名字命名的服装，其一度成为高档服装的代名词，在国内的市场份额最高时曾达到40%。出色的成绩也引来了众多的模仿者，至今在南方的一些加工厂，都可以看到各类仿制品。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实际上也从另一个侧面推动了中国服装业的发展。而皮尔·卡丹本人，则因为餐厅和服装品牌的成功，其个人经历也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熟悉。■

　　皮尔·卡丹小传

　　1922年7月2日，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近郊。

　　1945年12月，只身闯荡巴黎。在3家巴黎最负盛名的时装店当了5年的学徒。

　　1950年，创立了自已的公司并开始为剧院设计面具及戏服。

　　1953年，推出了他第一套时装设计。首场时装展示会轰动巴黎。

　　1954年，在巴黎市Saint Honore街118号开办了他的第一个时装店，取名“夏名”。

　　1981年5月，全权接管巴黎Royale街上著名的马克西姆餐厅。

　　1983年9月，马克西姆餐厅在北京开业。

　　1985年3月，来华举办时装表演。

　　1989年12月，在北京设立中国第一家“皮尔·卡丹”服装店。

　　1992年12月2日，荣膺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

（文/《环球企业家》□ 李童｜文 出自：2004年7月 总第100期）

　　来自西方的“红色资本家”

　　从苏联到中国，哈默同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打拼，既成就了自己，也为中国带来了跨国公司

　　哈默博士

　　“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呢。”

　　“我非常愿意。可是据我了解，你们不允许私人飞机进入中国，而我又年纪太大，不能乘坐商用飞机。”

　　“好办！只要你给我一封电报，告诉我你想什么时候来，我可以做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正式建交。1月底，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首次访问美国，在德克萨斯州一个盛大的晚宴上，邓小平和美国石油巨头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第一次见面。

　　在一小时的晚宴上，邓小平与哈默说话最多。他向哈默询问这位当年的医学博士与列宁会面的情形，还向哈默打听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认识。

　　两个多月后，81岁的哈默乘坐自己的专机进入中国，他旗下的西方石油公司随后也成为首批进入中国的企业。

　　到了1982年，哈默博士和中国签署协议共同开发平朔煤矿，这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的大型项目。哈默也因此被西方公认为企业界中和邓小平最有缘分的人。

　　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哈默素来有和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的传统。

　　1921年，23岁的哈默到苏联访问，他看到了苏联的饥荒、病疫，也看到了苏联的巨大财富。他以易货贸易的形式为苏联人购买了100万美元的小麦，因为此事，列宁特意接见了他，两人建立起了良好的私人关系。随后，哈默还为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提供了许多帮助。

　　自此，哈默在苏联的生意一帆风顺。他在莫斯科度过了将近10年，成为亿万富翁，同时他也用自己的努力支持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

　　在中国，哈默利用自己企业家和收藏家的身份也陆续从事了多个领域的活动。时至今日，他的影响依然存在，比如他并购的手法仍被国内企业效仿。作为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他曾经收藏了陈逸飞的油画，并将其中一幅关于江南水乡的作品赠送给邓小平，从而使江南小镇周庄在国际上名声大振，也顺手捧红了陈逸飞。■

　　“红色资本家”们与政府关系密切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这种关系使他们的生意获益，与此同时，他们的贡献也超出了生意的界限

　　霍英东

　　出身贫寒的霍英东在50年的创富生涯中积累了130亿港元财富，并在朝鲜战争期间通过贸易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互信关系。他在国内有超过50亿元的大量投资和捐赠。霍英东是现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提名人，多次担任人大常委，并在1993、1998年两度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曾宪梓

　　1963年，曾宪梓离开广州农科院去泰国开始商业冒险时已经29岁，20年后，他成为世界“领带大王”。历年来，曾宪梓对中国大陆公益性事业的捐款已逾4.5亿元。1994年至今，曾宪梓担任了数届全国人大常委。他的名字被中国紫金山天文台用来命名一颗小行星。

　　荣毅仁

　　毛泽东在他的时代说过：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财团的，只有荣氏一家。作为荣氏企业的第二代创业人物，荣毅仁曾拥有20多家工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荣毅仁率先接受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1979年，由邓小平“点将”，荣毅仁创建中信，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公司。

（文/《环球企业家》□ 项文｜文 出自：2004年7月 总第100期）

　　留学摆渡人

　　他对中国商业国际化的贡献不是直接的，而是体现在他数以十万计的学员身上

　　俞敏洪

　　18岁，他第一次坐火车，但是一下就坐到了北京；33岁，他第一次坐飞机，从此每年要在天上飞100多天；34岁，他第一次出国，但从此在国外生活和考察的时间就占据了一半。

　　俞敏洪——这个名字在哈佛和耶鲁的号召力几乎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位大学校长。由他创办的北京新东方学校主宰着北京、乃至全国的出国培训市场，经新东方培训过的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数以万计。据不完全统计，在海外各大名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中，有70%是其弟子。10多年来，从新东方而出国留学，而后又汇入“海归”大潮回国创业的人数更是不可胜计。

　　他精通英语，尤其擅长词汇，其所著的GRE词汇丛书，被新东方的学生称为“红宝书”。他的学员中屡屡有人在托福和GRE考试中拿到满分，以至于他自己被尊称为“留学教父”。

　　而在11年前，这一切对于“觉得自己不是个做大事的人，也不喜欢做大事”的俞敏洪，都是无法想象的。他身材瘦削，平时穿T恤和运动鞋，身上有浓浓的书生气。他不是个天生的领导者。

　　这个来自江苏农村的孩子从1978到1980年高考考了三年。他一心想考入江苏省地属师范学院的大专，常熟市则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意外地考上北大西语系之后，他因为自己的外地口音而经常沉默。毕业后，同学们纷纷出国，他却被大使馆数次拒签。

　　1992年，又一次出国受阻的北大教师俞敏洪辞了职，开始在社会上的培训学校里打工。他很快就发现这些民办语言学校惟利是图，萌发了自立门户的念头。1993年，在漏风的违章建筑里，新东方开始了充满艰难的发展历程。那个冬天，俞敏洪自己拎着浆糊桶在零下十几度的冬夜去贴广告，广告还没贴上去，浆糊就冻成冰了。

　　曲折的经历使他总结了成功所必须具备的三种能力——忍受孤独、忍受失败和忍受屈辱的能力。1995年，凭着逐渐积累出的口碑，新东方终于发展起来，开始急速膨胀，在托福、GRE培训之外，先后开辟了出国咨询、口语培训、大学英语培训等业务，并逐渐完成了从手工作坊向现代公司转变的过程。

　　现在的新东方仍然是GRE和托福培训的代名词，但他并不留恋这种状态。“我的理想是做世界性的教育，”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对《环球企业家》说，“只有把东西方最优秀的东西结合起来，才能办成最好的教育。”

　　分布在国内十多个大城市的新东方学校，已累计培训学员近200万人次，其中仅2003年就培训学员45万人次。2004年5月，新东方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开办了学校，进入h海外教育市场。

　　俞敏洪认为，新东方学校和他对国际化的贡献不是直接的，而是体现在数以十万计的学员身上。“他们今后不论回不回国，都会成为中国商业国际化的‘发酵剂’”。现在，俞敏洪每年要去北美数次——新东方目前积极从事的一项活动是走到中国留学生中间，鼓励他们回国创业。新东方要做“出国发展的桥梁，归国发展的彩虹”。

　　在新东方培训过的学生把她描述成“中国留学生的最后一所母校”，这是一所精神母校。数十万计的学生们在这里除了研究如何应付国外的入学考试，学习签证的方法，还知道了一种人生的精神：“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是新东方著名的校训。

　　俞敏洪和新东方的校长们多次讨论过是否要改变这个校训，它是不是适合现在的时代。但是俞敏洪坚持认为这是一种人生哲学。“绝望是任何人都经常要面对的境遇，”俞敏洪承认，他现在仍然经常面对绝望，事情越做大越难。以前的决策如果错误，代价很小，而现在如果决策不正确，也许会给新东方的事业带来上千万的投资失误，那时他绝望的感觉会比贫穷时绝望的感觉更大。

　　不过幸运的是，经营新东方的经历已经带给他性格上的变化，“从喜欢抱怨变得积极和主动，”俞敏洪认为。

　　眼下，他正努力使自己的名字和新东方品牌越来越远。他已经不再在礼堂里面对数千名学生上大课了，尽管偶尔还在北美做些讲演。他打算在3年之后将新东方交给其他人，然后去实现他的另一些理想。比如写书，比如驾车游走世界。那时他45岁。■

（文/《环球企业家》□ 李欢|文 出自：2004年7月 总第100期）

　　国际级企业家的培养者

　　作为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商学院领导者，他要把中欧打造成卓越商业领袖的孵化器

　　刘吉

　　当我们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执行院长刘吉搬上这个名单的时候，硬币的另一面是：公众正在对商学院教育的真正价值提问。

　　但这并没有影响刘吉的信心。自然，他平静地说到了“任何行业都难免鱼目混珠”之类的词句，但是，时年70的他以更洪亮的声音强调：“中欧有自己的使命，我们就是为了培养国际性企业家的！”

　　刘吉的信心自有其道理。10年里，中欧已经发展成为亚太最有影响力的商学院。看看《金融时报》的最新排名结果：

　　2003年，在全球MBA排名上，中欧居全球第53名、亚太区第一名；中欧“毕业后3个月就业率”为96%，居全球第二；“3年薪水平均提高幅度”达194%，为全球第3，超过沃顿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就业成功率”排在全球第20位，紧随沃顿和哈佛之后。

　　这里是中国教育界的“行政特区”。诞生于1994年的中欧是我国第一所中外合资（由上海市政府与欧盟合作成立）的独立商学院。学院成立之初，上海市选中了刘吉来打造这所被寄予厚望的学府。在此之前，刘的身份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负责改革开放政策研究。

　　由于不在教育部直属范围，中欧在教学上享有极高的自由度。它的教材完全由教学委员会借鉴顶级商学院做出。而除了英文的基本语言能力，它对学员的甄别只有三个被普遍认为是卓越领导者必备的方面——智商，情商和胆商。

　　在国内MBA教育愈趋火热的状况下，坚持“培养国际性的企业家”并非容易。“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招生的时候，”刘吉对《环球企业家》说，“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比如某军区副司令员，“下面的人在面试他的时候，觉得有困难，那我说，我来谈。”最后，刘一口回绝。

　　某大型国企的一位副部级总经理是另外一个例子。因为他要出国，便把一个作业交由秘书代做，结果被发现是秘书查找文献拼凑而成。“后来我们做出了除名的决定——交一个作业都不能做到诚信，他以后怎么做大生意？”

　　刘吉的下一步，是加强对学员的行动教育。他的榜样是美国的西点军校。“美国最伟大的商学院，不是沃尔顿，不是哈佛，而是西点军校。它在二战后培养了1500多名顶级企业家和CEO。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学员学习领导者的规则，而是学习领导者的生活方式。”■

　　刘吉履历　

　　理工出身的刘吉从科研，到政府，再到教育，他的人生轨迹正在逐渐逼近自己的梦想

　　1935年10月出生，安徽省安庆市人。

　　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

　　刘吉曾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供职20余年。“但是没出什么成果。”他说，“为什么不出成果？这说明我们的研究不科学。”

　　1983年后，刘吉转而研究“科学学”，并进一步涉足研究经济，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当时，所有上传的简报都是红色的，我们担心领导看不过来，就动了点小脑筋，把简报报头弄成绿色。结果领导一看便知。我们共有7份简报曾经放到了胡耀邦的办公桌上。”刘吉说。

　　1983年至1998年 历任上海市科协专职副主席、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体改委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1999年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学术委员、博导。

　　2000年1月起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行院长。

（文/《环球企业家》□ 李波|文 出自：2004年7月 总第1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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