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缓解“看病贵”，促进医疗机构良性发展。多年来，“以药养医”导致的医疗机构趋利性，致使医院乐于处方贵药，药企乐于卖贵药，流通乐于经销贵药，物美价廉的基本药物却被惹人嫌弃。基药制度将强制基层医疗机构逐步“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都必须按规定使用基本药物”，这就在一定范围内打乱了行业原有的利益分配模式，使得基本药物重新有了容身之所。且不论这个比例多大，至少有助于缓解“看病贵”。

　　此外，“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各地要按国家规定落实相关政府补助”的政策，起码在基层医疗机构可以先破除“以药养医”。当然，基药制度不能完全解决“看病贵”，还有赖于其他配套措施，如全民医保的实施、医保支付制度的改革、医生绩效管理的完善等。

　　二是加强行业集中度，减少恶性竞争。本次目录涵盖307个品种，有20多个独家品种，基本上是大中型品牌企业的产品，与国家希望加强行业集中度的思路高度吻合。制度第五条已经表明：“促进药品生产企业、流通企业的整合”，通过扶优扶强，经过几年努力，待部分中小企业撑不下去了，“大鱼吃小鱼”的自然法则开始发生作用。从目录可以看出，国家意欲首先通过政策支持优秀企业加快发展，然后通过市场杠杆，使行业集中度逐步增强。相对于生产企业，拿不到配送权的商业流通公司的死亡将会更加快速。从这样的思路来看，在随后出台的针对公立医院的基本药物目录中，很有可能出现更多的独家品种。

　　当然，我们也不用担心这样会导致大批中小企业瞬间阵亡——由于具体的招标措施、目录调控、医院使用基本药物等都由各省来制定，各省可能会有些相应的保护本省优秀企业的措施，否则，金融危机背景下，就业、社会稳定、当地的健康产业发展都会成问题。

　　三是社区药品减少，或将给零售药店带来利好。当前，零售药店的生存环境不佳。社区零差率、社区看病免挂号费等惠民措施，使药店损失不少，但基药制度的实施，或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上述情况。

　　基本药物制度第十四条规定，基层医疗机构增加使用非目录药品品种的办法应“从严掌握”，第十五条则明确“患者凭处方可以到零售药店购买药物”。两条规定结合来看，不难看出其中深意。例如，上海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一般超过1000个，如果目录正式实施，只能采购307个，就算上海市政府财力雄厚，再增加几百个品种，依然存在很大缺口。某天患者习惯性地去社区配药，结果发现药没了，怎么办？只能又上药店。从这个角度说，新措施减缓了社区与药店争利的情况。

　　在新医改方案和国务院医改“近期重点实施方案”中，均明确要求所有零售药店应配备和销售基本药物，尽管本次出台的制度没有这样提，但“零售药店基本药物采购方式由各地确定”，基本药物如何惠及零售药店、政府如何补贴，尚待明朗化。

　　四是期待各省招标细则鼓励优质与创新。基药制度将基本药物的招标权力下放至各省，因此，各省如何制定招标细则，成为关键。

　　以广东省为例，今年8月10日，广东省物价局正式推出《广东省物价局药品差别定价办法（试行）》，笔者发现其差别定价评分要素中的质量评分指标，与一般招标中的质量指标相比，不仅权重加大，且规定更加细致。由此可见，国家一方面希望基本药物的价格能尽可能低，另一方面，又不能低到没人愿意生产的程度，因此，基药制度需要“探索设定基本药物标底价格，避免企业恶性竞争”。而如何设计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在招标过程中鼓励真正的优质高质产品，鼓励企业为提高质量而进行种种创新，不要让“劣币（劣质药品）”充斥市场，是一个很有挑战的课题。毕竟，医药产业的良性发展，诚信与创新是永恒的，应想法设法加以保护。

　　综合来看，基药制度比较契合当前国情和健康产业发展现状，并对于产业的协调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在各级政府的进一步努力下，这种促进作用有望继续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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