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疑问所在：既然创新得到全社会的如此一致认同，为何我们现在还是不创新？到底谁妨碍了我们创新？当务之急，是廓清对创新的四大观念迷惑。

　　第一个迷惑是，谁创新？人们总是将创新的主体，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科学家、研究员。他们固然是身体力行者，可是，创新的最重要主角，不是他们，而应该是企业家。企业家——熊彼特眼中的“智慧和意志的巨人”——是最稀缺的创新前提。现在回头看当年联想的柳传志、倪光南之争，倪光南和柳传志到底谁重要？答案仍然重申：倪光南很重要，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柳传志更重要。

　　第二个迷惑，创新能够有计划吗？事实上，创新无法被计划，既然是未来的知识、既然是现在无人了解的“新”知识，就无法用有限的“已知”来计划。

　　以IT界为例，苹果电脑、互联网、Google，这些伟大创新到来之前都毫无征兆。如果凭着政府的所谓创新计划、由官僚来根据“旧知识”分配经费、人才、资源，这些创新的出现，根本无法想象。任何一份10年前对科技预测的报告，都注定是可笑的失败。既然无法预测创新会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出现，过多的干预和计划，只能是对创新的阻碍。

　　第三个迷惑，谁来为创新出钱？既然创新主体是企业家、受益者也是企业，又无法进行事先的有效计划，当然得由民间出钱，出钱的主要方式就是资本市场。

　　股市繁荣的所谓“财富效应”，常常被误以为是美国股市对经济的最大贡献，其实大错特错。美国股市最大的意义，是为荒诞不经的创新念头、危险莽撞的商业冒险融资。相比之下，目前A股的融资之河断流枯涸，上市公司被迫流向海外，风险投资则由国外资本主宰，看似“利用外资”成果显著，实则以预售未来的高利润创新成果为代价，后患无穷。

　　第四个迷惑，如何避免创新过程中的浪费和错误？这个是危险的伪问题。如果一心想着避免浪费、防止错误，那就根本不会有创新出现。花100个亿投到100个项目里，不知道哪10个项目会发芽，哪两三个项目会开花结果，这就是创新机制的本质。当然，前提是民间资本自负盈亏的投资，而不是用纳税人的钱碰运气。纳税人的钱，应被用于社会保障等公共事务，而非商业性的创新投资。

　　当年施振荣也曾经在宏基尝试过技术创新，试图摆脱IBM、三星等的技术垄断，在存储技术的无数方向中赌了两个，赌局揭晓之时，发现押错了方向，巨额投资打了水漂，心痛不已，只得承认还不具有独立研发的能力。是施振荣的眼光不准吗？不是。只是他运气不够好而已，在科研方向的下注，与赌博无异。IBM、通用电气的实验室里，全是“多面下注”，胎死腹中的项目不计其数。墨子遇歧路大哭而回，但是，科技投资没有回头路，心痛也得投，创新就是拿着真金白银去“试错”，没钱没胆的，最好别玩。

　　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恰恰是对“有价值的浪费”和“试错”的宽容。既然是民间投资为主，每个人自然对自己资金的回报，有足够的激励。成功的机会、创新的灵光可能从任何一个方向降临，越伟大的创新越没有事先的迹象可循。在哈耶克的“伟大社会”里，每个奇怪的念头都能得到尝试的机会，只有这样，当机会降临时，才能保证总有人已做好迎接的准备。否则，创新永远只是一句美好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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