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操作模式派 　　　

　　与学院出身的教授们致力于建构中国式管理的框架体系不同，另一批来自企业管理一线的实战派人士对中国式管理的具体操作模式情有独衷，这构成了“中国式管理理论丛林”中的“操作模式派”。这个派别基本由业界人士组成，他们不在意建构理论框架体系，而是更关注如何把古今中外的管理理论具体化为各种适应本土情况的操作模式。

　　例如北京光起管理模式设计有限责任公司首席设计师刘光起提出的“A管理模式”、 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国际中国管理研究学院院长成中英提出的“C管理模式”、马尼拉商学院名誉校长郭咸纲提出的“G管理模式”等等。在操作模式派的麾下，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中国企业教师爷”之称的陈惠湘以及科瑞集团副董事长郭梓林等人的不同贡献。

　　当然，“操作模式派”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要数号称“中国式管理之父”的台湾学者曾仕强。“中国式管理”这个概念也正是由于此公的首倡才成为目前中国管理界提及率最高但又最难以界定的一个的管理学术语。尽管被推举为操作模式派旗手，但是整部《中国式管理》中却找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操作案例。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曾仕强提出了“中国式管理”框架的“M理论模式”。

　　在曾仕强眼中，“M”代表的意义很多，像中庸、人性、管理统统在里面。但其核心还是以人为本的“中道管理”。中国式管理的“M理论模式”有“三大主轴”：第一、以人为主：主张有人才有事，事在人为，唯有以人为主，才有办法把事情做好。中国式管理，可以说是人性化管理。第二、因道结合：认为制度化管理，不如以理念来结合志同道合的人士，大家有共识，比较容易同心协力，把一盘散沙，聚集起来发挥巨大的力量。第三、依理而变：合理解决一直被视为比依法办理更为合乎道理的方式，中国式管理，也可以说是合理化管理。”

　　尽管该模式不乏有理论体系概括的尝试，但其操作性导向决定了其离成为管理学普遍规律的系统理论还有一些距离，曾仕强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给中国管理学界和业界的致力方向定了性，把大家都统统拉到一个并不统一的战壕里来——中国式管理。

　　模式，作为一种“拿来就用”的可执行性操作规程，受到业界很多管理培训师的推崇，因为它能直接应用到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去。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仅以字母开头的“中国式管理模式”就不下十余种，“A管理模式”、“B管理模式”、“C管理模式”、“G管理模式”……只嫌26个字母还不够用的。

　　尽管模式比框架更贴近实际，但应用面却更有限，一种模式往往是一个特定企业的独门秘籍，而很难成功移植，橘生于淮则为枳。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单一模式的推广。因此，能够推广的只能是不断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地发明新模式，这就是“中国式管理理论丛林”中“模式满天飞”的秘密。

　　4、经济学家派

　　“中国式管理理论丛林”中还屹立着一批树业有专攻的经济学家，尽管有点错位，但这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经济学和管理学本身是两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资源如何有效配置以达到最优状态，而管理学的本质是关于组织和组织成员的学问，其核心在于发掘组织和人的价值。

　　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假设条件和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讲求社会整体的效率和公平，以提高社会公共福利为宗旨，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而管理学的重点却是为企业利益服务，以提高个体企业盈利能力、增加股东回报为目标，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这就带来了管理学与经济学的潜在“利益”冲突。

　　但是，经济学家管理化和管理学家经济化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的中国特色之一。由于经济学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占据先机的经济学家在这场本不该存在的较量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成为中国式管理这道色彩斑斓的风景线中绕不过去的另一道独特景观。经济学家眼中的企业管理，并不在意单个企业一城一地之得失，他们看重的是对整个行业或企业界整体进行高屋建瓴的把握与分析，以便试图指引中国企业发展的总体方向。

　　“中国式管理理论丛林”中“经济学家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唯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丁栋虹等。

　　三、中国管式理的优点和硬伤　　　

　　对于中国式管理，支持者称其为“本明而道深”、“灵活而变通”；反对者称其为“耍太极”、“家天下”。其实，透过种种争议，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式管理固有的优长和硬伤。

　　无论什么样的框架体系和操作模式，中国式管理的核心都在于“安人”，这与西方管理体系的核心“立法”有着本体论上的差异。中西两种不同的管理理论也便在智慧与制度、伦理与法规、弹性与标准、艺术与科学之间划出了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

　　中国式管理的主要优长在于它的人本观、整体观、协和观和经权观，强调人的个性与弹性，把人区别于冰冷的机器，但是这样一来也造成了它不可避免的硬伤：缺乏标准化与重复性，管理只是领导人的领导艺术与个人能力。

　　管理的科学性决定了管理活动必须接受标准化的约束，但管理的艺术性又强调不同个体的弹性空间。其实，中西管理理论关于“安人”与“立法”的差异本身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像有些研究者所提的那样：适于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因为企业管理的最终目的不是适于自己，而是超越自己，唯有如此，企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对于中国式管理的种种流派，我们要问的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古典管理思想是否还能适应现代化工业大生产？理论框架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变成企业管理实践的指针？操作模式如何才能成为统一的执行标准？经济学家是否指明了中国企业发展的准确方向？

　　西方管理理念进入中国水土不服不是中国式管理的胜利，中国企业难以迈出国门走向世界也没有证明西方管理理念的优长。因此，对于中国式管理，争议之后留给学者们的问题无非就是：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管理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它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欢迎与作者探讨您的观点和看法，电子邮件： yuetan_liu@yah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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