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的心目中，企业家形象与企业形象是密不可分的。公众对企业家与企业之间关系的认识，常常遵循着“爱屋及乌”之说，即对一个企业家有好感，也会对其企业、产品和服务有好感，反之亦然。也就是“企业家形象与企业形象一致”，这在心理学上叫认知平衡。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家只有获得广大消费者的认同和欣赏，才能更好地树立企业形象，更好地开拓市场，在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

　　最近，北京一家机构作了一项关于企业家形象的调查，结果显示，作为智慧分子群体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谋略性”成为中外企业家的主要特征。中国企业家的“艰苦奋斗”精神也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与外国企业家相比，中国企业家的“道德”和“外在形象”上的负面性更加突出，这深深影响着公众或消费者对他们的印象。所以中外企业家在总体形象得分上差距较大，中国企业家形象得分为66.3分，低于外国企业家的74.5分。中外企业家相互比较时，中国企业家较为缺少的是一种气质、公信力和个人魅力。在公众心目中，仅有12%的人认为中国企业家有贵族气质，而认同外国企业家者为63.8%;仅有18.5％的人认为中国企业家让人信服，认同外国企业家者为51%：仅有23%的人认为中国企业家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认同外国企业家者为48.1%而在开阔的视野、长远的战略目标和全新管理理念等方面，公众认为中外企业家差别悬殊：61.5%的公众认为外国企业家更具有全新的管理理念，仅有12.9％的人认为中国企业家具备此素质；有五成的公众认为外国企业家具有长远的战略目标和开阔的视野，仅有一成的公众认为中国企业家具备这两种素质。

　　不比不知道，一比见分晓。这样对比一下会给中国的一些企业家提个醒：加强内在修为，改善外在形象。也会给少数企业家一个善意的忠告：坑蒙拐骗的事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不要做。极个别企业家，的确腰缠万贯，而德才学识浅得可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冠冕堂皇，腹内草莽。经营专业杂志，把自己打扮成文化人，写起文章却病句连篇。对外讲人性化管理，经营管理中却兽性十足。经常敲诈别人，多次被公安机关拘留。拖欠员工工资，然后溜之大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什么样的社会行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评价。

　　在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真正的企业家也不妨多利用一下媒休资源。实际上，一些企业家之所以能获得公众的好评，就是因为他们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与报纸杂志访谈中，抓住了媒体乐于炒作的特点，使自己成为新闻人物。自然，作为企业家，其专长理所当然是企业管理的专业能力。然而企业家的生活方式、个人喜好、性格特征都会成为公众学习和模仿的标杆，都是可供动员的社会资源。潘石屹的博客、张朝阳的“演艺事业”、王石攀登喜马拉雅山都是吸引公众眼球的巧妙方法。在现代商业舞台中，企业家“扭秧歌”式的甚至有点“招摇过市”的娱乐化生存方式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景，也是新时代经济中必要的生存法则。在被各界争相谈论的“眼球经济”时代，注意力就是财富。你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你就容易挤进消费者的脑海之中，进而获得好的销售业绩和经济效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企业界成熟的公众企业家还十分有限。

　　许多企业家一旦得势，便忿忿不平地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恶狠狠地想：“我花开后百花杀。”以为自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像“芙蓉姐姐”一样自高自大，无所顾忌。为什么某些企业家如此狂妄？因为有钱。我比你有钱，我的声调就高。我的企业比你的企业资产总量大，我说话的口气就硬。在这里，钱代表了经验，代表了地位，代表了权威，代表了真理。个别企业家，像刚刚发财的小农到城里逛一圈，突然发现城里人不如自己有钱，于是就想把整座城市买下来。

　　自信必不可少，但过度自信就有可能出问题。成熟的企业家，更多的是以知识、理念和恒心作为自信的基础。真正的自信，应当是在面临危机、面临崩溃时，所表现出的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坚强意志，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钱多少的问题。危机一旦出现，一向号称几十亿、上百亿资产的企业会瞬间崩溃。为什么？没有信心，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钱没有了，企业没有了，企业家的称号也就被扫除出历史舞台。其实，有时候，这支撑自信的钱也是虚假的，只是靠负债撑起来的所谓资产，一开始还编造各种故事给银行和社会听，慢慢地就变成了幻觉，以为自己是真的有钱了，真的能控制多少个亿了。

　　如何才能解决过度自信呢？要加强品德修养，丰富文化内涵。对某些过度自信的企业家来说，还需要作些强制性的安排。比如，有些事情你不懂，管理不了，专家治理比你治理好，你就要把权力放给专家。柳传志创造了家喻户晓的联想，却又引退幕后，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短处。可能年纪大了，精力不够用了，对市场的敏感度不如年轻人了，等等。这个时候，把权力交给别人，为自己的联想事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不仅没有显示柳传志失去了自信，相反是他真正自信的表现：伟大的事业自然后继有人。

　　2003年8月4日凌晨，韩国现代集团峨山公司汉城总部大楼，一个人影飞落下来，顿时地上血肉横飞，死者是公司董事长郑梦宪。跳楼自杀的直接原因是政治丑闻、巨额亏损和家族纷争导致的精神抑郁。1932年，美国柯达公司创始人乔治•伊士曼因脊椎病的折磨，陷入抑郁，悲观厌世，开枪自杀。而汽车大王享利•福特由于过于专制强势，以致于接替他的儿子年纪轻轻便抑郁而死。

　　在我国，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2005年1月初，身家8.8亿元，54岁的金花集团副总裁徐凯在酒店上吊自杀。据金花集团总裁吴一坚回忆，此前徐凯曾“精神恍惚，老发呆，答非所问”。徐凯说自己整夜失眠，动情时还流下眼泪。2005年底，身家38亿元的民企德州晶华集团董事长苗建中，因患抑郁症在家中自缢身亡，享年53岁。而广东茂名企业家冯承明因面粉厂经营不善，患上重度抑郁症，自杀时才29岁。他在遗书中写道：“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因心理障碍而自杀身亡。

　　企业家们选择死亡来卸下压力，结束抑郁，这无疑是人生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工作过重，沟通不畅，角色冲突，环境变化，经营失败，家庭不和，都会导致企业家压力过重。《财富》杂志也警告说：“最后的禁忌，不是性，不是酗酒，不是毒品，而是职业压力。”这些压力是抑郁的诱因，而抑郁则意味着希望破灭，是对自我的否定，是行为的退缩。其实，几乎所有企业家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抑郁的影子，只不过他们没有察觉而已。有的商界精英患的是微笑性抑郁症，平时能露出职业微笑，回家后却像火药桶，这样的抑郁已隐藏得很深，本人更意识不到。

　　抑郁症可能是单纯的心理问题，也可能有其生物学原因。如果属于社会性和精神性原因导致的抑郁，程度较轻的，可以进行心理咨询，也就是通过心理的方法来疏解。如果属于生物学原因，即大脑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发现变化，造成神经传导递质水平发生改变而引起的，一旦确珍，一般需要到医院接受治疗。对于无法确定病因的中度和重度抑郁患者，也要入院治疗。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企业家突然富有后，就不知所措，甚至变得奢侈、张狂、咄咄逼人。“一人飞升，仙及鸡犬”，自己的家人也趾高气扬。这反映出他们内在强烈的自卑和自我评价体系的扭曲，他们只有用这样的行为才能够为自己建立起所谓的“自信”。还有一些人对社会充满了怀疑的目光，紧紧捂住自己的口袋，以为谁都在打他的主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本人的安全感缺尖，或信任感缺失造成的。

　　前人云：“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天看来，这话还没有错。“明”就是准确、客观，这句话是说对自我的认识要准确、客观。因为先天条件、社会阅历和外部机遇等方面的差异，人和人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不可以做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攀比，否则只能做出有悖于客观现实的选择，为自己带来烦恼、焦虑甚至抑郁。正确地认识自我，客观地看待自身的优点和缺点，有助于作出正确的判断，去掉一些不必要的痛苦，抑郁也许会远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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