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上任三把火：悲壮有余，成效不足

　　金涛去世之后的2000年初，湖北汽车行业管理办公室委派其综合协调处处长崔振章担任《当代汽车报》社长。

　　2000年8月8日，《当代汽车报》在崔振章的努力下获得全国统一刊号，成为了一份“公开合法销售”的报纸。

　　然而，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当代汽车报》进入了定位左右摇摆、管理杂乱无章、效益江河日下的时代。

　　由于崔振章担任社长之前是一介政府官员，对媒体尤其是行业报纸，既没有理论上的研究，也没有实践上的经验。但是，出于发展壮大报社的良好愿望和做出成绩的迫切心情，他决定对报社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

　　形式上，《当代汽车报》一改过去对开四版，变成四开十六版的小报样式——他及他的“智囊团”参照的媒体是《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等大众化报纸。“受老百姓欢迎的、能赚钱的报纸大多是四开小报。”这就是他们的理由。

　　改版后的报纸侧重点从为企业服务转移到为汽车企业的消费者们服务——试图从一个面向企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人员的高端报纸，变成一个面向广大普通读者的“大众报纸”。栏目设置上，除了一版要闻版与二版行业版还保留一些业内资讯与深度报道之外，其余版面如“汽车财富”、“汽车时尚”、“驾车旅游”等，完全是为车主或车迷而设，稿件内容一般是关于玩车、品车的故事。记者采访对象也大多是有车人士而非汽车行业内的从业人员，对于企业的报道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明显降低了——这完全颠覆了过去的办报风格！

　　为确保改版成功，崔振章将《东风汽车报》原记者部副主任胡志平聘请至《当代汽车报》任常务副总编。急于做出成绩的胡志平对一批新招的编辑们要求相当高，除基本的文字功底与新闻敏感之外，还要求编辑记者用最短的时间了解汽车行业，而这无异于拔苗助长。在短时间内无法达到预期质量目标的胡志平，受到了发行部、广告部的责难——发行部认为稿件质量跟不上，致使发行量下滑到3万余份，销售工作也难以推进；广告部则向社长叫苦，称“尽是与汽车沾边的边缘新闻，企业不喜欢”，广告收入也与改版前同期相比下降了近一半。内外压力迫使胡志平于2000年底辞去副总编一职，此后黯然神伤、独自离开了……

　　如果崔振章此时能认真反思改革所存在的战略失误，并及时调整，《当代汽车报》也许还有挽救的余地，但可惜，他仅仅认为是用人之误，大政方针是不需更改的。

　　如此，他又先后聘请了两任副总编，而这两任副总编对报纸做出了更为“超前”的变革——与汽车甚至与财经无关的新闻，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报纸头版，比如他们在引人注目的报眼处设置了一个专栏，名曰“新闻一口鲜”，主要内容是时政新闻，偶尔还有明星们的“花边猛料”。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四不象”的“大杂烩”，自然导致发行量急剧下降。改版之前，在十堰这样一个中级城市，其发行量最少也有三、五千份，改版后的三、四个月，居然降到了四百多份。

　　经过几个月的所谓“市场化”探索，报社已元气大伤，突出表现便是资金的捉襟见肘。为了配合改版的需要，报社迁址武汉市武昌区最豪华的欧式一条街，租用了两层写字楼，仅租金每月就需支付数万元，此外，员工数量增至50余人，几乎人手一台电脑；旧的办公桌椅作为废品卖掉，全部换上了最新潮流的办公用具。为了最大范围地向全国推广，报社还自费组织车展，到闹市区做形象广告……而与此相反的是，发行和广告收入却呈递减之势。到2001年5月，报社已资不抵债，《当代汽车报》陷入了生存危机……

　　2001年5月中旬，报社召开全体大会，对改革之后报纸的定位问题进行了大讨论。

　　以崔振章为首的“激进改革派”认为，报纸要想赢得市场，应该走市场化道路，而不是依靠几个企业的施舍过日子——版式上活泼，文章好看，可读；内容上为车主或潜在车主这些中产阶层服务，并应做出一系列有影响、有深度的报道，树立在业界的权威。而对于当时的困难，他认为只是暂时的，只要坚持，发行量一定能够上升，广告也一定会增加。

　　而“稳健发展派”则认为，报纸的定位已经脱离了行业，远离了企业，成为一份典型的边缘化报纸，定位于为车主或潜在车主服务，实际上是要将其办成一份汽车行业的时尚类报纸，但这注定在中国没有市场——做时尚比不上杂志，做新闻又没有足够的版面支撑，这就是目前定位所造成的两难局面。他认为，增强报纸的可读性是正确的，但大方向不能有错，应进一步紧贴行业，做行业信息的全面提供者，做行业热点问题的资深专家，做行业文化的大力倡导者。

　　在双方就报纸的定位问题争论不休时，鉴于报社的经营管理一年多来一直在滑坡的现实，2001年9月，报社上级主管部门撤销了崔振章社长一职。　　

第 1 2 3 页　　　　下页：第 3 页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