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来到北京的最初五年中，任建新埋头做事，相当低调。他一改在兰州时频频露脸的习惯，甚至在媒体上不做任何报道，他给下属的命令是“少说一点，少张扬一点“。2000年之后才不再刻意的低调。

　　在迁京前后，与任建新同时创业的伙伴们先后离开了他。他们意识到，任并没有将产权量化到创始人的打算，而任最终的目标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他们最终将一无所获。

　　事实后来证明了猜测——任对于产权改制并无兴趣。在1990年代中后期，有不少人想帮任建新进行改制，“把这件事情翻过来”，一位产权制度的专家甚至主动提出帮助蓝星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任随后吩咐手下的人整理了三大卷宗的资料，但后来却只字不提，此事不了了之。“他可能认为在中国要将企业做大离不开政治，将一个国有企业做成一个民营企业，虽然绕过来可能也会走到同一个方向，但是对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或者对他个人的政治前途不利”，一位同其一块创业的内部人士。

　　其他企业都选择了改制，而任却明白了企业如果做大要依靠什么样的资本。1990年代初，蓝星与化机院分家后，蓝星挂靠在化工部装备总公司，搬到北京之后，蓝星又挂靠在化工部的翻牌公司昊华之下，2000年，蓝星作为昊华的子公司一同进入国家企业工委，一年后，蓝星独立出来进入中央企业工委，2002年，蓝星成为国资委管理的186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蓝星实现了“三级跳”。

　　任的想法是只要为国家做事情，拥有政策支持，政府资源就能够得到保证。像贷款，在兰州想贷多少就贷多少，即便马兰拉面也是3A级的用户，资本有保证，蓝星虽然资产不多，但从来不缺钱。

　　任曾经利用马兰拉面改制的机会给老蓝星员工一个经济补偿，但并未达到初衷。2000年，马兰拉面全面改制，他鼓励蓝星公司的职工用现金将其买下来，任建新希望员工能够得到实惠，“一个处长一个店，也算是对他们的一个交待”。

　　任本人也没有拿店。最初，任希望拿店给大家做示范，从而平稳地操作这件事情，后来，他发生了变化，“可能认为会对马兰有负面影响，他对眼前的小钱不在意，他在意更大的东西，更大的利益”，一位接近任建新的人士说。

　　任的思想中有很多“报恩”的观念，“民营企业家以利润为第一要义，知恩图报也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而任的目标绝不是赚钱”，一位内部人士称。

　　1995年是任建新吉星高照的一年——蓝星得到了化工部的三个“天大”的恩惠。蓝星获得了一个上市额度，蓝星清洗随后上市；蓝星被列入国家计委的双加计划，国家计委将给予资金支持建设蓝星在北京的清洗剂厂；同时，蓝星总部搬到北京，“有国有企业之名但实际上没有得到国家计划经济恩惠的蓝星，一下子得到了三大恩惠，别的企业可能无所谓，但在蓝星可能就是天大的事情了”，一位接近任建新的人士称。

　　任建新马上想到了知恩图报。“他并不喜欢在上级领导面前邀功或者要政策之类的，更不是送东西建立私人关系，他是帮助领导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难题，站在领导的角度考虑困难，当然不是个人的困难，而是作为一个领导的困难，他会帮领导接下来”，一位跟随任建新多年的老臣说。

　　没有来得及到北京的新办室上班，任建新就直奔江西星火化工厂实施并购。并购星火在蓝星内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星火资产规模比蓝星大许多，而负债率超过100%，企业早应破产；另一方面，星火地处山沟之中，交通不便，职工家属超过10000人。

　　任建新在星火一呆就是11个月。他组织科技力量攻关，第5个月万吨有机硅生产线开车成功，而过去星火曾经开车28次，历时13年没有成功，而每一次的开车成本近500万，半年后，有机硅产品下线，蓝星也成为世界上第六个可以生产万吨有机硅的公司，星火第二年成功扭亏，销售收入翻了近六倍。任建新马上花上百万为工厂重新修建了大门，“以前大门边上是银行，任认为这是不聚财”，一位蓝星的内部人士回忆说。

　　这次并购的成功给了任极大的信心。星火项目对蓝星的发展又是一个里程，因为蓝星之前只懂得实体运营，不做资本运营。而星火的兼并不仅做好了，而且成功进入了化工新材料业务并发展成为老大，由单一业务进入到多元的业务。

　　然而，星火的解困似乎并没有为初来乍到的蓝星赢得声誉，而任建新也遭到了“枪打出头鸟”的广泛攻击。任曾经对下属抱怨说，“星火曾经多少领导去做过，都没有做成功，偏偏我任建新去帮忙的时候，你们却说如果出了问题要我负全责？”

　　不过，任却得到了当时化工部部长顾秀莲的支持。“她给了任建新在精神上、道义上、政治上的支持，帮助他排除干扰”，时至今日，在蓝星内部，顾秀莲仍然被尊称为“老太太”，任与顾也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而顾在任时，化工部的三大包袱：江西星火化工厂、南通合成材料厂、晨光化工研究院，后来被任建新一一解决。

　　之后，蓝星一路并购江苏南通合成材料厂、无锡石化厂、北京化机厂、兰州日化厂、湖南丽臣日化厂，2002年，蓝星的总资产由过去的5亿元增至40亿元。

　　同一年，蓝星化学清洗公司更名中国蓝星集团公司，任建新成为集团公司的总经理，他为蓝星重新定位，“业务多元化，以企业集团作为发展方向”，而他本人也需要更多的话语权。

　　在化工部内部，因为其非正统的身份，蓝星常被贬为“暴发户国企”。同其他国企相比，蓝星的领导人一开始并非国家任命，而是自己做大以后国家不得不任命的；别的企业都是纳入国家计划按照计划去生产，而蓝星做大后却非要跟其他人争食，“蓝星不像是亲生的儿子，更像是过继来的”，蓝星的一位内部人士称。

　　政治学习成了蓝星的一道风景线。蓝星每年都请中央党校的老师来办多期学习班，而学习班的开业结业典礼上，任经常会勉励员工:“每天要抽出15、20分钟的时间来看《毛选》、《邓选》”。蓝星要跟国企一模一样,“好像一个孩子小的时候没法跟你一样，大了还不能一样吗?”蓝星内部实行司龄工资，员工工龄增加一年，年收入增长10元。

　　下属从来都以“老板”称呼他。在蓝星的20年时间中，任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春节期间每天也要工作三个小时；他在蓝星内部倡导君子之交淡如水，过年不允许别人到他家；而80万的年薪他从未拿过；他从不进歌厅，甚至不知道歌厅是什么灯光，“经济、生活上他从不出任何问题”，每一位接近任建新的人都说。

　　毕业于甘肃电大兰州分校的任商业直觉非常好。2001年7、8月份，蓝星在资本市场上最漂亮的一笔就是收购深大通，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转手卖给延中实业就赚了1000万。当时的财务处长负责运作这个项目，任见到他就问：钱背回来了没有?那人说，背回来了。任说，如果没有背回来就不要来见我。

　　任在蓝星总经理的位置上一坐就是20年，“他就像个蓝星的皇帝”。任建新曾经提拔一位星火化工厂的副厂长担任蓝星的副总经理，仅仅半年后此人辞职，“外来人无法适应蓝星的文化，完全是任建新的安排，他无法发挥创造力”，一位内部人士称。另一方面，因为蓝星从甘肃迁京的特殊性质，蓝星老员工的房子、妻子就业、子女上学全部都成了蓝星控制的工具，“要走一家都走，房子交回蓝星”，一位内部员工称。

　　最近两年间，蓝星招收的新毕业大学生的流失率超过30%，而任对此并不在意，他在内部讲话中称，“每年100个大学生就算留30个也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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