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是个“一面派”

　　“孙大午是个一面派，从不两面逢迎。”这是中国管理科学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姚监复的评语，他与孙大午有10多年的交往。

　　“午”字出了头

　　孙大午是“午”字出了头，就成“孙大牛”了，当地一位县领导对他就曾有过这样的评价。

　　这是两种不同身份的人，与孙大午和大午集团也有着两种不同的关系，而他们对孙大午也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与评价。

　　孙大午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

　　“大午集团我去过，非常受感动，孙大午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企业家之一，但是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因为他不愿意苟且，不愿意贿赂别人，甚至如果对方要采购他的商品他不愿意给别人任何回扣，是一个非常正直善良的人，因此我更加认为他是一个思想家，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与孙大午有着多年交往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这样谈自己的感受。

　　正如“道德”不能代替“法律”一样，对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也不能仅仅依靠孙大午个人的“爱心”。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两组数据：

　　大午集团在大午中学和医院、修公路等项目上的投入有3000多万元，而对这些公益事业来说，是投入，却并非投资，是不讲财务意义上的投资回报的，也就是说，大午集团这些来之不易且又急需的大笔现金在这些项目的投入上是无偿的。

　　除了在法院判决中认定的1300多万元需要偿还外，大午集团还有2000多万元的借款虽然没有被认定是违法，但同样需要在3年内分期偿还，这其中还不包括利息，如此累计，大概也有3300多万元。

　　那么，大午集团向农户和员工借款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孙大午说：“主要是1998年后，对大午中学的投资太大，学校是陆续建的，当时集团的钱还是很充裕的，当时没想到投资会那么大。”

　　“后来我们又建了一个1500亩的葡萄园，也是1000多万的投资，这两项加起来有四、五千万的投资，这时候开始向职工和职工的亲友借钱，用作流动资金。”

　　孙大午想建一个高标准、平民化的学校，即硬件和师资都很好，但收费却很低，甚至是不收费的，他想让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但这的确是有些理想化了。

　　“孙大午的这种做法可以说值得表扬，但不值得鼓励，捐资助学是好事、，但不应该以牺牲企业的发展和生存以及法律为前提。”一位关注孙大午事件的经济研究人士这样分析。我们赞同这种观点，其实，热心教育的企业家并不在少数，如香港邵氏兄弟有限公司的邵逸夫先生10多年来曾先后15次向国内教育界捐资24亿港币，此外还有李嘉诚、曾宪梓，霍英东等，他们都有自己的教育基金会以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然，也都没有因为捐资助学而影响自己企业的发展。

　　对于如何解决好企业发展与对教育事业的帮助这一并不矛盾的问题，或许是孙大午应该反省和重新审视，并重新规划、制定自己企业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

　　孙大午：“我们没有咨询过人民银行”，“以前也没有会计师”

　　在法庭上，公诉人当庭指出：人民银行徐水县支行曾经4次就大午集团的吸储问题向大午集团下发责令整改通知。

　　孙大午当庭表示，他曾研究过，而且还征询了律师，认为大午集团的行为不会触犯刑法。

　　当记者问及孙大午在决定吸收存款前是否咨询过律师和人民银行有关管理部门时，孙大午回答：

　　“就向农民借钱的事，也曾咨询过律师，还不止一个，这个借据的格式还是律师给画的。”　

　　“没有咨询过人民银行，他们来过，但我相信律师，我觉得银行不如律师对法律条文吃得透。”

　　这时，孙大午脸上显出颇为无奈的表情。

　　孙大午的确是过于相信律师了，尤其是在那些还存在争议的法律问题上，而这也让他陷入了一种尴尬。

　　孙大午：“所以说我现在没有怨言，我对任何人没有怨言。我们还要在北京请一些比较好的法律顾问。”

　　他还补充说：“现在我们就有会计师了，原先就没有会计师，会计师对财务和税务要比我懂得多。”

　　很难想象一个资产上亿的民营企业没有会计师，没有好的法律顾问，这也许正是孙大午有此一“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午集团一直把“传统的儒家思想、当代的法治思想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治厂思想，这种明显地浪漫主义色彩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企业文化来应用，但是，在企业日常的、具体的管理工作中，却更需要一种科学、严谨的决策和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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