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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奇与巴菲特的斗争 7 上页：第 1 页 一些管理专家则表示，限制薪酬并不明智，它不会起到预期的作用，因为如果这种方式是为了制止经理人员的贪婪，那么真正贪婪的人很容易找到其他方法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事实上，即使投资者的数量庞大，呼声甚高，他们对经理人员的影响却是有限的，因为后者掌握着公司的实权。这一点巴菲特也不得不承认，就像他在致股东的信中指出的：“你之所以无法看懂年报中的信息，是因为这家公司的CEO本来就不想让你知道这些内容。”很多投资者对如何有效控制经理人员存在疑虑，比如，股东的决议在法律上没有足够的约束力，所以管理层没有义务按他们说的去做；而即使股东们投票通过了某项决议，管理层也可以对他们的行为不作任何改正。 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真正采取具体行动的是加利福尼亚公务员退休基金（Calpers）。6月17日，该基金宣布已经建立了一套新的薪酬标准，通过这个标准，可以看出哪些公司的管理人员薪酬过高，今后将公布他们的名单。Calpers拥有1370亿美元资产，是美国最大的基金，它通过投资控制着大量的美国公司。这项标准的出台表明经理人员薪酬问题已经进入一个实质上的改革阶段。至于如何限制那些取得过高薪酬的行为，Calpers将力求在今后通过股东投票以及协商来解决。显然，如何把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利益与股东利益相挂钩将是讨论的焦点。 有分析家认为，公司应该减少期权的使用，以“受限制的股票”奖励取而代之，使经理人员成为股东而不是期权持有者，这就能使他们注重公司的长期利益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采取短期行为。对此，韦尔奇立场比较公正，他显然赞成使用期权，他说：“受限制的股票就是钱，即使公司业绩不佳，它的价值降低了，但你仍然可以把它换成现金。”而期权则不是这样，“只有当公司完成任务了，期权才是有价值的。” 在韦尔奇眼里，经理人员完全应该是能者居之，其薪酬也应与能力和业绩挂钩而不是无端加以限制。对于那些没有带来业绩的平庸的经理人员，公司应该直接让他们走人，并向员工说明其离职原因并不是什么“个人原因”。这一点，巴菲特与韦尔奇的观点却是一致的，他这样写道：“董事会应该像18岁的新娘一样有勇气，当85岁的百万富翁老公问她，如果没有钱她是否还会爱他？年轻的美人回答道：‘是的，我仍然会爱你，但我会离开你。’” 当涉及到具体问题时，两大阶层之间的斗争似乎正向一种良性的“讨论”和“商议”转变，就像历史上公司制度的形成一样，它可能依然是协商和妥协的结果。而这次的结果也将有益于美国正在进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今后，对于巴菲特们来说，也许不可能再那样“无为而治”了，他们必须打起精神更多地关注公司的运营，并建立足够坚强、专业和独立的董事会；而对于韦尔奇们来说，在享有权力的同时，他们也将担负更多的责任。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凯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说，金钱是动力，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第一位的。我们本质上是社会动物，需要发挥我们的合作本能来达到商业目的。他批评了美国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于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崇拜和歪曲，他认为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一些贪婪之徒“窃取了资本主义”。他写道：“世界上大多数最具有生产力的国家，是像丹麦、荷兰、挪威和瑞士这样的西欧小国。它们是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它们也是高度自我约束的社会，有建立在集体利益基础上的社会强制力量。” 回头来看韦尔奇和巴菲特两大阶层之间的斗争，我们也可以发现，完全以利益为纽带的组织和社会并非坚不可摧，其内在的矛盾在大环境变化时，尤为突出。而这次表面上的美国企业内部利益之争，实际上却蕴含着整个社会机构和运行方式的一种调整。 欢迎与作者探讨您的观点和看法，电子邮件： jackning@16.com 第 1 2 页 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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