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收购叹息

　　很显然的一个事实是，并购行为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当中，已是家常便饭。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商品，只不过是一个扩大化的商品，祖先发明这样东西，本身就是用来交换和买卖的。既是商品，自然就不具有精神和道德载体的功能。如果人为地赋予它这种功能，那么本身作为商品的价值，就或被高估，或被低估，或者由于无法评估而影响它作为商品功能的实现。香港盈动在与新加坡电信争购香港电讯的较量中获胜，很多人认为这其中有香港政府对本土企业的借力之功，但是假如新加坡电讯再出高10％的价码，香港电信原股东还会把它出售给“本土”的盈动吗？

　　达能收购乐百氏，我们姑且不管它是否双赢，是否将来一定很成功。单就这个事件本身而言，至少可以看成是企业为寻求自身的更大发展，为了超越竞争的“瓶颈”而作出的理性选择。在全球化的并购浪潮中，也只是一个并不起眼的浪花。既然是一次“普通”的商品买卖，为什么会令乐百氏的首脑们心怀忐忑而隐忍不言呢？

　　人们在为中国企业的生存而担忧的时候，往往首先把问题指向政策环境或者法制环境，但同时却忽略了另一个环境，就是社会心理环境。它由民族情感和传统道德等一系列价值评判构成，正是这一个环境，无形中令企业背负了不应背负的“十字架”，承载了太多不应承载的价值和道德的评判。

　　结果往往就是，一听被外方控股就脸色大变：“又一家民族企业被卖了”，“受伤”之情，溢于言表。但试想一下，如果合资之后能将整个市场的蛋糕做大，连带的效益是国家税收的增加，就业的增加，员工福利的增加，消费者的选择增大，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民族利益”，失去的，可能是心中或明或暗的“民族大旗”的名分。那么是守着一个名分、名义，宁可不发展甚至死亡，也不去考虑“民族利益”，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名分”？

　　有人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今天的地位，就在于有一批头脑清醒的战略家，他们永远会把理想拉回到现实的层次，就像哈佛教授亨廷顿向他们的政府告诫“美国利益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暂且不去追究亨廷顿讲这句话的背景和意图，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美国利益”绝不等同于“美国精神旗帜”，宣扬“美国利益”的美国人也绝对不会容忍因高举“美国精神”而让自己的口袋空空如也。

　　最近，德国宝马欲收购英国一家汽车制造公司，引来英国部分公众的强烈反对，但反对的焦点不在于企业的老板由英国人变成了德国人，而是因为一些“实实在在”的担忧：这项收购可能使英国失掉上万个就业职位。

　　“旗帜”的化身

　　既然仅是一个名分，一个虚幻的概念，为何能有如此巨大的威力？稍加探究会发现，这种虚幻的旗帜也有一个有形的化身，就是企业“被后的守护神”，这往往是指各级地方政府。在地方政府的意识里面，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仰仗着他们的“关照和保护”，即使是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也是政府赋予了企业这种权力。于是，地方企业的成功，处处成了政府的荣耀和政绩。

　　其实，“旗帜”和“利益”之争，并不仅限于中国和国外。早在国家号召“西部大开发”之前的1992年，一名商人去到西北考察，发现许多半荒漠化的土地完全没有利用，觉得非常可惜，同时也认为如果开发得好，三五年之后会有较丰厚的回报，于是决定购买3000亩地进行经济开发（主要用于发展经济林）。其实无论能否赚钱，对当地而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在他办理审批及经营手续过程中，当地土地管理部门，从省级到市级，层层审查，层层验章，唯恐把关不严。半年后，这名商人只好让助手留下，走前丢下一句话：“再等两个月，不行就走人。”

　　当一个国家的“民族大旗”缩小为一个区域的“地方小旗”的时候，那些“本区域”的“本土资源”也就成为旗帜有形的化身，它也同样被看得高于利益，高于经济的回报和民生的改善，可以不计代价地把持，决不甘心轻易“让度”。

　　早几年，一些家电企业成长壮大之后，也开始了向外省扩张之路，但是在收购外地企业时总是非常的艰难，当地政府总是设置层层障碍，最终让你无所适从，只好无功而退。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构筑“区域性的壁垒”和举“区域旗帜”的狭隘意识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公共的游戏规则的作用下，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和空间，随着区域性经济交往的日益加强，对内的全方位开放已逐渐打开（跨地域的收购已非常普遍），人的观念也走向开明，“利益”为标准的评判逐渐与道德、精神等价值评判相分离，而得以普遍确立和认同。

　　让企业更像企业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的飞变，我们一方面痛感中西方距离的遥远，担忧强者恒强，另一方面又处处用非企业的标准去捆绑住企业的手脚，这不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和悲哀吗？

　　面对全球化的趋势，形势要求我们以更快的速度向国际规范和国际惯例靠拢，经济的运作以更快的速度向国际通用的游戏规则接近。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就必须更快地扭转观念，让企业回归本源，也就是丢掉企业头上所有虚幻的旗帜和价值评判，让企业回到纯粹的以“利益”为中心的运行中去。

　　我们可以发现，麦当劳正用中国本土的产品、人员做成的“纯中国味”的广告向中国宣布：它不是美国品牌，而是全球品牌；可口可乐也一再宣称，它不是美国公司，而是国际公司。但是没有哪个美国人跑到它们的总部愤愤然抗议它们丢失“国格”或“美利坚民族精神”。

　　不能以纯粹的“利益”标准来评判企业行为，这一思想根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人千百年来留下的根深蒂固的“重义轻利”观，往往谈利色变，似乎只要追求“利益”，就是要违法违纪，或者就伤害消费者、伤害国家和民族。可见，“利益”在整个社会心理层面上远未合法化。

　　第二，将民族旗帜和狭隘民族意识等同于民族精神，所以就会感到一旦放弃民族旗帜，似乎就是失去了民族精神，企业自然是“欲罢不能，罢了也不好说清”。

　　其实，民族精神是使一个民族优秀的品赋得以发扬和传承，表现在市场经济社会，利用中国人的智慧，再吸收西方人的优势，创造更多的财富，让国家更富强，民众更幸福，这本身不就是在宏扬民族精神吗？

　　什么时候，我们的企业能坦坦荡荡、无牵无挂地去追逐“阳光下的利润”？　

　　对于跨国公司之间的企业购并，何伯权有过切身感受。乐百氏香港子公司曾代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果汁公司的产品，时间共6年左右。6年前乐百氏和它在中国的分公司签了合同之后的第2个月，这个跨国公司就被卖给了另一个集团。过了1年左右，这一集团又将它卖给了时代华纳。又过了两年左右，时代华纳又将它卖给了百事可乐。最近何伯权在香港听说它又准备出卖。在6年时间内，它已经准备卖第4次了。这个公司自己并不觉得奇怪，反而认为是很简单的一件事。而就在乐百氏和达能签署合资协议的那天下午，达能的国际财务顾问公司的经理告诉何伯权：“我今天看新闻，知道我们公司也给卖掉了！”就在他帮达能和乐百氏作交易、在双方签约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公司也给卖掉了！　

　　面对新董事会的感觉？

　　何伯权：感觉和以前完全不同。虽然以前也有主管部门，也有镇长做我们的董事长，做我们的老板。但现在董事会是以专业人士为主，是一个规范化的公司结构。我自己也猛然间变成一个经理人的身分，为这家合资公司的董事会服务。以前差不多是自己当老板，什么都是自己去决策，但实际上是没监督，没压力，没制衡。但现在完全不同，这些都有了。很多人不喜欢这种感觉，不喜欢什么事都要向人交待（目前公司一定额度之上的资本性投资项目必须经过董事会讨论通过）。但我相信如果没有制约和监督，许多厂长、经理即使天天喝茶喝到12点再上班，也没有人会说。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董事会的话，他显然没办法这样干活，因为会有人对他说：“喂，总经理，这样开工是不行的！”

　　很多人不喜欢有约束，但没有约束肯定不行。从政治的意义上讲，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企业同样如此。如果没有约束及监督，根本没可能搞好。中国企业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没有分离(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基本上是一个人讲了就算，但是真做大之后，这种方式肯定不行。我现在就必须向董事会报告，我今年要怎样做？利润、效益会怎样？开发什么产品、几时开发等等，都要报告。如果做不到也要交待。私营企业做大之后，没有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往往成为它最大的局限。决策和执行都是一个人的话，企业就容易出问题。　

　　(原文发表于《南风窗》2000年第5期，总第1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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