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销售统计表明：1993年哲学和社会科学类、文学艺术类、自然科学和技术类、少儿读物类、大中专教材类及图片类册数较1992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文化教育类基本持平，课本类册数则有明显上升。而在各类图书占总销售的比重上，文化教育类和课本类册数分别占28．3％和47％，两类图书达到总销售册数的75．3％，其它类别的图书仅占24．7％。各类图书销售比重的变化是值得引起重视的大问题，因为多数出版社是把一般图书(包括社科、文教、文艺、科技、少儿类图书)作为经营对象的，而一般图书又往往是书店的“上架书”，读者买书也是把一般图书作为主要选购对象。这些“上架书”销售比重的下降影响面较大，易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时也能够说明人们日常购书量的下降。　　

　　首先是人们对文化建设认识不足。在“黄金地段黄金效益”的要求下，一批新华书店面临危机。建国初期，全国各市县在人口聚集区统一修建了新华书店，所谓“开门三间房，邮电、书店加银行”。而今邮电、银行实力雄厚，早已扩建改建，今非昔比，书店却因微利成了“明日黄花”，五十年代令人羡慕的新华书店如今已成危房，在城市扩建潮中被纷纷吞没。上海“南东”(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去留问题曾引起全国关注，郑州的解放路书店又遭拆除。书店无店，类似这种情况在全国已屡见不鲜。　　　

　　其次是新华书店在业务方面也受到了冲击。一是不少出版社数量不同地搞自费、资助、补贴出版，很多图书并不经过书店销售，有些图书被“二渠道”和集体、个体书商掌握，与新华书店主要渠道竞争和抢占市场。二是“党政工青妇，一齐来卖书”，利用行政权力和隶属关系编书、卖书，发行大宗政治书和业务学习材料。有些书籍在行业垄断下，书店组织职工学习还要向某领导机关原价购买，出现了奇怪的“倒流”现象。三是某些部门抢占阵地，利用管理权成立翻版公司，系统购书必须通过本部门，如某些部门教学配套书的供应即是如此。四是“二渠道”和集体、个体书商管理不够完善，盗版和制贩其它非法印刷品的活动日益猖獗，严重冲击图书市场。五是很多农村供销社的图书网点停止运转，使农村图书发行下降到建国以来的最低点，而各种兜售无聊杂志、“黄色”书刊的摊贩却乘虚而入。此外，新华书店系统内部在打破传统购销形式、形成新的经营机制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以至发货店和销货店在利益分配方面出现了不协调。　　

　　另外，经济因素也给新华书店的发展带来严重制约。1993年新华书店销售下降、库存上升的情况较为普遍。据统计，全行业期末存书274533万册，600647万元，比1993年初册数增长27．6％，金额增长39．6％。从库存结构看，除大专教材和图片类库存量少于上年外，其它各类图书的库存量均比上年增加。库存增长的比例，远高于销售增长的比例。存货上升，销售下降给书店带来了商品积压、资金呆滞、贷款困难、费用率大幅度上升、实际利润大幅度下降等一系列问题。不少书店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亏损，以至经营难以为继。有些店只得将经营场地出租，有些则干脆改弦更张，开展其它经营。　　

　　从以上情况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多年来统一经营的新华书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有的来自于外部，有的来自于系统内部。困难和机遇并存，目前新华书店也在积极探索，大胆改革，以摆脱被动，力争很好地承担起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十几年来，出版改革顺应和追随全国的改革大潮而进行和发展着。尤其在提出出版改革应当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命题后，出版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全国近600家出版社都在使出浑身解数，努力探索繁荣出版的新途径。　　

　　首先在解放思想、开拓思路方面，出版社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战线，与其他工商企业相比，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更具强化。长期形成的思想定势使人们对出版业能否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有些顾忌。在强调社会效益和精神产品特殊性的同时不敢放胆狠抓经济效益，不敢在实践中深入探求具有完全商品性质的图书的内在经营规律，不敢放胆跃入市场经济的大潮。近两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步认识了图书的商品属性，认识了出版业的社会、历史责任和经济责任，认识了出版体制改革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统一性，认识了如果片面强调精神产品的特殊性，片面强调自身“文化事业”性质而不投身于改革大潮之中，现阶段在国家财政不可能完全减免税负的现实情况下，就无法摆正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可能享有国家下放给企业的种种权力，自身的利益无法确定，当然更谈不上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增加企业活力。于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是围绕着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的，其核心还是市场与读者。　　

　　其次，在改变经营机制上苦下功夫，以社会需要、读者需要为中心开展经营活动。　　

　　在拓宽“进口”，优化选题方面，要求面向社会、面向读者和参与社会生活，树立市场意识和文化意识，强调选题的战略性和独创性。选题是出好书的关键，没有好的选题就没有好的图书，就不会形成自己的读者群。围绕优化选题这个编辑工作的中心环节，各家出版社都在总结经验，寻找对策，下了不少气力，作了不少文章。目前出版社正在努力克服“不好不坏，又多又快”的现象，变广种薄收为精耕细作，以努力实现图书向质量和效益方面的转化。　　

　　在质量管理方面，出版社内部初步形成了一系列的提高质量为中心的奖惩制度，健全和完善图书“三审”制度和对已出图书的审读制度。“无错不成书”等不负责任和懒惰的思想、行为日益为广大编辑所不齿。同时还加强了书籍装帧质量和印刷质量的管理。图书印装质量和设计水平的提高是出版业急待解决的大问题，不少读者呼吁出版界要在普遍提高印装质量的基础上拿出我们自己装帧精美的“高档书”来，以和进口图书一争高下。不少海外人士也反映我们的图书“内容让人爱不释手，印装质量希能有大的改变”。当然，印装质量的提高与整个技术水平、设备力量、材料质量有关，但只要努力进取，还是可以改观的。　　

　　在拓宽“出口”、加强自办发行和为读者直接服务开办邮购业务方面，出版社也在积极探索，努力走出新路。在充分依靠新华书店主渠道的基础上，突出抓好发行工作的改革，加强社内发行力量，建立深入城乡的自办发行网络。同时还加强了出版社之间的销售网络的建设和联系。如21省区人民社发行联合体的联络部就设在河南。在与主渠道业务合作方面，也采取了协商、寄销和经销包退等灵活经营方式。有些出版社还购买货运车辆，直接把书送往基层销货店，目的在于把更多的好书尽快交到读者手中，并使书店的货架上保存相当数量的常备好书。　　

　　在传达图书信息、扩大宣传方面，出版社努力克服“好酒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观念的影响，逐步增加对宣传的投入。英国一家图书销售公司曾抽样调查，国外读者通过报刊了解购书的占41％，通过电视、广播了解购书的占19％，通过书店和征订目录了解购书的占30％，真正靠逛店碰到什么买什么的为数寥寥。宣传与销售是成正比的。如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康熙大帝》一书，初版为1988年，时隔6年之后，由于电视故事片的出现和电视宣传，又成了抢手的热门货。据统计，国外出版社宣传费用投资一般占到销售额的10％，而我国出版社普遍还占不到1％，因而造成读者购书的盲目性很大，往往购书是“逛书店”时顺手拈来。树立现代宣传意识，利用现代宣传手段，最大限度地传播出版信息是出版部门努力的方向。　　

　　在打击非法出版方面，国家新闻出版署已将其列为1993年重点工作之一。目前盗版猖獗，出版社探受其害，而社会还缺少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一部图书如若畅销，立刻盗者蜂起。如《康熙大帝》一书，电视片播放消息传出，立刻便有数种劣质盗印版本挤上市场，造成出版社图书反而积压。一些中小学生学习资料和学生用工具书盗印者也大有人在。山东省某县印刷厂推销员曾到某省多个县市书店活动：“你们要什么版本的学习资料我们都有，供货及时，折扣优惠。”对此情况，出版社强烈呼吁保护出版者的作品传播权，不然“十年磨一剑”的劳动成果被盗印者轻易窃取，劣质盗印品种大量涌入市场，对读者侵害太深，对出版社侵害太深。　　

　　图书的出版与发行是传播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方面，除了出版社自身深化改革、不断进取外，还需要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只有广大读者与出版、发行界的朋友携起手来，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和促进文化积累才有望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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