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党领袖、社团领袖、商界领袖、工会领袖、政治领袖、意见领袖、宗教领袖、精神领袖、舆论领袖等等。领袖代表着权威、方向、信仰、秩序。没有领袖的世界是混沌与混乱的、无序的。领袖想要带好队伍，管理好组织，完成组织目标，必须要做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是重中之重，是关系着组织兴衰成败的大事。第一大事是向组织成员们描绘愿景。愿景是组织的终极目标，是一切目标的根本。任何计划、战略与战术都是围绕着愿景而转的。愿景是太阳，而领袖是地球，组织的目标、战略战术、资源等等就是月球、金星、水星、木星、海王星、冥王星统统要围绕着太阳转动。只有围绕着太阳转动，才能生机勃勃，生存时间可达亿万年之久。领袖更像是一艘船上的舵手，驾驶着船驶向目地的，使船不被惊涛骇浪所掀翻，不被礁石浅滩所搁浅。第二大事是知人善任。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进。任一贤人，则一方安宁富庶。用贤，则组织兴旺发达，不用贤，则组织就会日渐暮色。谁是贤人？谁都不知道谁是贤人。这涉及到识别人才，了解人才的问题。诸葛亮曾传下识人七法：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诸葛亮对人才的要求是要有志向与志气，要能言善辩与擅长于权变，要能出谋划策与有远见卓识，要能遇到困难时不怯懦与有勇气克服困难，要能在喝酒喝醉时不误事不发酒疯，要能不贪财不受贿与保持廉洁自律，要能做事讲诚信。当然这样的人才是绝品，现实中并不多见。往往我们眼光所到之处，皆贪财好色，自私自利的人才。要整合这些贪财好色，自私心很重的人才，往往是很困难的事情。工作总要有人干，事情总有要人处理。如果真的按照诸葛亮的识人之术去用人才，就会没有人才可用。身边无可用之才，工作就无法开展。对人才求全责备，则天下无人才也。再者，我们用人才只是用人才的长处，而非短处；用人才的优势，而非用人才的劣势。曹操提出“惟才是举”，就是讲要用专才与偏才，而非全才与德才。只要你有某方面的才能，我就给予你适当的岗位与合适的职位，这才是“惟才是举”的核心内涵。人才观的不同，导致了三国历史的不同。曹操提出“惟才是举”，使得魏国人才济济，魏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远超过蜀国与吴国。“惟才是举”是什么样的人才都敢用。诸葛亮的“识人七法”，却使得蜀国人才凋零，后继无人，蜀国成为三国中第一个灭亡的国家。“识人七法”却对人才求全责备，设置识别人才与任用人才的障碍，最后找不出贤才，只好任用庸才与劣才。国家兴亡，人才是关键；组织兴亡，人才是关键。所以，识别人才与了解人才很重要。前秦皇帝符坚对王猛知人善任，所以王猛辅佐符坚统一北方。后来王猛死后，符坚骄傲自满不再知人善任，对尹纬没有重用，导致其推举姚苌为君主，反叛前秦，并且还成为姚苌的开国元勋；符坚听不进谏言，对王猛生前推举的贤才符融的几十次谏言都置若罔闻，导致了淝水大败，从此前秦国势一落千丈，不久灭国。所以，作为领袖知人善任很重要。如何知人？古有“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之说，我们对老师、朋友、追随者与学生是比较了解的，了解他们的能力与学识、为人处事方法、性格爱好各个方面，所以，在知人善任方面，重用某方面才能可以当自己老师的人，这样的人可以开创很大的事业，就像建立一个国家一样；重用自己的朋友，这样的人可以在竞争中生存，成为竞争中的强者，就像军阀割据中成为实力最强大的军阀一样；重用追随者与学生，这样的人最后会落得个事业衰败的下场。善任的目的，就是要把合适的人才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例如原则性强的人把他们放在质检或者纪检监察的岗位上，能言善辩的人可以安排搞销售或者是搞公关与商务谈判，知识渊博的人可以安排作顾问与参谋为高管出谋划策。不知人善任，那么领袖就会忙死累死，而且工作也搞不好。把自己当超人的领袖，迟早会把组织搞垮或者带入深渊。第三大事是把决策执行到位。只有科学与民主的决策，才是给组织带来幸运的决策。执行决策时，也要知人善任把有意愿有能力的人放在执行岗位上，让他们更好地完成执行工作。　

　　总的说来，领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设置目标，重用人才，安排执行人执行决策。如果领袖每天都被繁琐的小事拖累，忙忙碌碌的，偏离了最重要的工作，都是不称职的。一个累死的领袖决不是一个好领袖，而一个闲死的领袖也绝非好领袖。知人善任的领袖才是合格的领袖。　

　　作者简介：李文武，著名管理学家。《博锐管理在线》《中华品牌管理网》《中国From EMKT.com.cn管理传播网》等知名管理网站专栏作家。又是多家媒体与网络作家。研究：历史、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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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植领袖的根性：赏罚分明 （2015-04-04, 中国营销传播网，作者：李文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