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企业为了赚钱，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近年来系列丑闻如雨后春笋，比如，食品领域的毒奶粉、毒豆芽、毒腐竹、毒馒头，地沟油.......其他领域的楼倒倒，路脆脆，掺水油......不胜枚举。

　　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时俱进跟上，造成监管不力，执法不严，国家标准和制度流于形式。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企业精神，尤其是自律精神大面积的缺失。

　　中国企业精神的缺失，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第一，中国商业文明不占高位。中国封建社会从战国时期的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成立中华民国，2000多年的历史，向来是“士工农商”排位，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控制商人，刻意降低商人地位，虽然中国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催生了中国诸如晋商、徽商等十大著名商帮，及其杰出代表，但由于其仍然是政治附庸，而不能独立，这与以英国为首的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占主导的西方根本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了中国商业文明的碎片化与非主流，而难以形成统一的内在精神。

　　第二，道德精神代替契约力量。西方由于较早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文明社会，海内外贸易发达，这就促使契约的出现，以规范双方市场行为，《社会契约论》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最著名的代表作品，其“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中”，表明作为社会一分子，必须履行契约，此为一切行动指南，否则，将会受到严厉惩罚，西方的商业文明，尤其是契约精神，都是在严苛的法律实施当中逐渐形成的。而中国受儒家文化影响，“仁义礼智信”，“温良谦恭让”等道德约束占据主导，缺乏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做约束，其根子里，还是轻商造成的。

　　第三，当前中国商人整体素质不高。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教育的弱化，尤其是文革十年，扯断了中国传统文化脉络，而多年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又导致了中国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尤其是农村教育的断层，而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员的流动，尤其是创业潮的风起云涌，一大批原来在城乡“不务正业”、“投机倒把”的胆大的人，借助机会发家，他们成为第一批商海“弄潮儿”，但由于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很难将企业带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或阶段，由于缺乏底线的约束，他们很容易铤而走险，做出违法的行为。

　　第四，中国人的隐忍精神。中国几千年的中庸文化，尤其是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教化了中国人“顺从”、“隐忍”，这其实是一种“奴性”，只要有饭吃，就决不闹事，只要能凑合，就勉勉强强，即使出了大事，比如产品质量事故，也是协商为先，协商不了，才去投诉媒体或走法律途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难以形成对企业行为的全方位监督，也不利于政府监管，难以对企业形成威慑。

　　第五，行业协会、工会职能缺失。在中国，很多行业协会，工会组织，仅仅是收钱部门，或福利发放采购部门，行业自律或法律的组织制定与实施，总是滞后，这种吃人家的饭，受人家的管，总是让本来行业协会或工会应该独立实施的职能，变得像花瓶一样，好看但不中用，而这种保姆型的组织，存在天生的缺陷，企业即使出现了问题，也会装聋作哑，甚至还会出头露面帮企业说好话，从而成为企业的“帮凶”，而这些是无助于企业健康成长和快速发展的。　　

　　当然，中国企业精神的缺失，也跟中国市场经济时间较短，当前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带来的不稳定性，整个社会的浮躁，社会精英流入政界，以及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多元化冲击有很大的关系。　　

　　一个没有民族精神或信仰的国家，是不能够强大的，一个没有灵魂与精神的企业，也注定行而不远，构建积极、向上的企业精神，中国企业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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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自三：崔自三，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著名营销实战培训专家、经销商战略发展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海外学院总裁班、总监班客座教授、特约讲师、全球500强华人讲师、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全国中小企业互动俱乐部战略合作专家”、“营销OJT”现场实战训练模式创造者，曾获得“中国十大最受欢迎营销专家”、“中国十大营销培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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