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这四年里，《论语》一书遭遇了大的际遇。2006年底，对《论语》几乎毫无研究的于丹借“心得”之名在百家讲坛进行了错误百出的讲解，催生了四、五本反驳的论著，也包括本人的《当<论语>遭遇于丹》，成为中国文化史（或者叫“娱乐史”，因为当时的报道多在娱乐版）上难得一见的景观。一时之间，社会上兴起“论语热”，这一点从书店里突然涌现的《论语》诠释的著作并且经久未衰也可以看出来。　

　　在这四年里，管理界从国学中寻找管理智慧的热情高涨起来，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时髦。民间力量打着大学名义开设的国学研修总裁班突受热捧，俨然新一轮的“国学热”。但这些所谓成果，如同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评价MBA教育内容为“鸡零狗碎的商业手段”一样，大都属于学术价值不高的浅显论述甚至附会之说，略胜于演讲家们哗众取宠的口舌卖弄，离研究尚远，更莫说系统了。改变这一现状恐怕另一个四年也不济事。　

　　但如果你以为学术研究仅仅局限于几个商业化热点人物的水平，那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成果却在于并不被众人所知的学术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企业管理应用的对接研究，成就最大的当属中山大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传统智慧与管理实践课题为核心的中国管理哲学学位方向就在该校创立，之后陆续开设了国内迄今唯一的中国管理哲学方向的硕士生班和博士生班。而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黎红雷先生主编、近20位学者联合撰稿的《中国管理智慧教程》，尽管线条尚粗，但也堪为该课题研究的分野著作。　

　　正如《墨子》云：“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运用神机、掌握奥妙的人，没人知道他的功劳，而那些哗众取宠之辈，反而爆得大名。——“学术派”与“商业派”的际遇，千百年来如此，真是造化弄人，倒有点万变中有不变的意思了。　

这两派似乎都与我无缘。我没有学术派的学问之深，也没有商业派的浮夸之能；抑或说，我比学术派更多懂些灵活，比商业派更得研究之力。被讥为顽固也好，以此而自喜也罢，总之是不肯入流。正如所谓“中国十大策划人”之类兜售的名号，年年都有上门的买卖，通货都在膨胀，此物价格却连年走低，更加让人不齿不屑：彼为主位，我甘客座；彼为主流，我宁旁支。农村老家小院，我名之为“旁园”，深圳公司也以“旁园”为名，均因仰慕纪晓岚晚年自号“观奕道人”之旁观之乐。　

　　佛家云，凡事皆因缘法。做管理咨询十年之久，钻研诸子百家学说不辍；身为商界中人，偏略有学问之得。因缘相遇，致力于以诸子百家学说智慧与管理实践相结合的课题研究，倒也水到渠成，似乎也是孔子所说的“天命”。也正因为以“旁园”自得，并不特别偏爱某一家学说，所以更能趋于客观。多年的经验是，如果有成见在胸，观点就难免偏颇。比如儒学专家评论孔子，恨不得句句都是经典，事事都堪模范；而偏爱法家的学者，则把孔子学说批得一成不是；那些冠名“某某法师”的佛学著作，更是不值一读。只因身在庐山中，反而不得庐山真面目了。　

　　当今管理界流俗所谓的“国学”，除了帝王将相之术的历史解读和佛家禅宗养性的宗教观点之外，多是指先前诸学。而先秦诸学，也不过易、老、孔、孟，庄、墨、法、兵及阴阳、纵横十家。老子总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先秦诸学中除了易学是形而上的哲学之外，自老子以降，均是治国之术。无论偏重于大道（老学），还是绕道于修身（孔学），抑或寄言于养性（庄学），甚至托志于鬼神（墨学），更别说技穷于战争（兵学），归根结底都是向国君献能呈计，无外乎统御之术，其共同的目的都是寄望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也即孔子所谓的“治国、平天下”，并没有一个人是想搞乱天下的。这就是“同归”。　

　　战国百家，深得不破不立之妙，为立自己学说，大张批评之能事，甚而成为攻讦。墨子本师儒，韩非也是儒家门徒，都成为反儒批孔的干将；庄子与惠施，和而不同，好朋友也辩论了一辈子。这些当时的文化名人，甚至连我们当今文人互相吹捧的表面文章也懒得做。然而，墨子尊崇的舜，与孔子崇拜的尧，都是难以深考而众所公认的贤君，本质上并无大的区别，不过是标新立异，引来装裱自己的学说罢了；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个性强烈、言辞机锋的学者对于老子和易学并不曾否认一句，倒是常常引以为据，甚至韩非还有《解老》、《喻老》的名篇，而孔子读《易》也曾韦编三绝。撇开这些表面现象不提，如果仔细梳理一下诸子百家学说的义理，其实都无出易学之门、老学之右。说诸子百家的学说，都是易学的解释、应用和延续，并不为过。古人云：“易经为百经之首”，此之谓也。这就是“同源”。　

　　既然“同源”又“同归”，为什么诸子学说竟然有那么多的不同，各圆其说甚而各不相容呢？这里必须明确一个常识，那就是当时这些思想大腕并非坐在圆桌旁开学术研讨会。孔子年73岁死，而墨子生；墨子年近百岁死，再8年而孟子生；孟子年83岁死，再9年而韩非子生。孔子处于春秋末年，并未见到三家分晋的春秋战国分界；韩非子处于战国末年，身后12年而秦统一全国，战国结束。逾300年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可谓瞬息万变，事易时移，所提的治国方略怎么可能一样呢？300多年首尾，孔子与韩非子一个温和、一个严酷，各持两端之论，实在论不出谁是谁非。就好像扳手、钳子与改锥诸类工具，解决不同问题就使用相应工具。工具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而针对时代变化中的不同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方略，恰恰是易学核心哲学“与时偕行”的现实写照。这就是“殊途”。　

　　不得不说说佛学。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佛学，其实是中国佛教之学。从历史上看，起源于印度的佛学并没有来得及传入中国，传入中国的时候已经是印度佛教了。佛教传入中国于东汉，兴于两晋且启发禅宗，盛于南北朝，合流于唐，之后就没有再大的发展。即便是佛教，我们看到的佛教也与东汉传入时的佛教大不相同。比如众所周知的各种戒律，实际成型于南朝梁武帝的提倡，而教义也在那个时候做了大的修改，我们常说的儒道释三教合流就是兴起于梁武帝。中国佛教经过这些变迁和异化，到底何时的佛教为真，何时的佛教为伪，这个问题似乎佛教徒从来没有兴趣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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