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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回到学校 唐海松原先设想在中国创建他的互联网公司，最难的事可能莫过于北京的办事机构对他的申请表格的批准。但是，他走了眼，最难的事情莫过于为这家新成立的公司亿唐网站找寻合适的雇员。这家公司的目标是创造一个领先的网站。但真的要找一个好的经理，唐海松发现，实在要比找一个有效率的官员更难。
“互联网方面的技术，中国只比西方落后5年，”唐说，他1998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但在管理的专门技术方面，我们至少落后了20年。”
在中国缺乏的是一种企业家的精神，业务上的积极性不等于管理上的聪明。在亚太地区，中国小商业的破产率名列前茅。“中国可能会开放她的市场，”唐说，“但中国没有足够的技巧把工作干得富有效率。”中国只有9000个国内培养出来的工商管理硕士，而美国的商学院每年就可以“搅拌”出来7万个工商管理硕士。
更糟的是，中国的工商管理硕士的课程往往不能与残酷的商业竞争相匹配。教育部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商学院还处在极其初级的阶段。大多数教授只会鹦鹉学舌地讲授一些过时的教材，而没有什么实践的经验可以与学生共享。“我怎么能够信任一个自己从未涉足过市场经济的教师？”一个大学生说。
中国的商学院强调死记硬背，而不是在模拟现实环境下，培养一个经理应具有灵活应变的技巧，也不鼓励学生参加这种实践，因而这个刚萌芽的专业极少有机会来实践这方面的技巧。“中国政府直接管理着国家的教育系统，”中欧国际商学院的校长刘济（音译）说，这是一家由上海市政府和欧盟合办的学校，“由于缺少竞争的压力，中国的商学院缺少所需的公开性和多样性来支持国家的经济改革。”
随着西方的资助日益增加，对中欧国际商学院这类学校的课程设置，不论是教育部还是外国政府都感到问题严重。“我们环顾亚洲各国，再来看看中国，越发感到经营管理教育的迫切性。”芮书洁（音译）说，他是一家商业技能发展中心的会计经理，这是一家两年前与美国亚利桑那一家国际管理学院有联系的教学单位。“我们讲授的这些技巧正是当地的学校所无法提供的。”而国内的商学院虽然在急剧提升学费，并增加用英语教学的课程，但所规划的课程很少能与实际的应用相吻合，这是因为学习之目的只是为了取得一纸工商管理硕士的文凭，而不是实际的应用，有了这张文凭，不怕没有工作。某些跨国公司为了吸引人才进入公司的管理层，无偿提供比较昂贵的学费让一些人去攻读学位。
人力投资的紧迫性也扩展到了那些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它们不得不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竞争，为了使企业能够生存下去，在培训经理方面，有些企业还是要舍得花这笔钱才行。在中欧国际商学院，将近一半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的经营主管人员是由国有企业提供学费的，如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等。
在过去，国有企业的经理一般都是论资排辈地熬了一二十年，等到当上了经理，意志也就逐渐消沉了，浮在上面，呆在办公室里的时间就多了。但是在亏损严重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对这些经理别无选择，只有增加他们的薪水和向他们提供更多的培训以换取经理们的服务承诺。许多经理欢迎这种承诺，尤其是某些人害怕在跨国公司那种透明的人事制度下，不进则退，没有学位会妨碍今后的提升，因为他们毕竟是本地的雇员。“我承诺在我的公司里干13年，”一名35岁的工程师这么说，他在中欧商学院攻读学位的学费是由中国国有的石油公司下属的大庆地球物理研究所提供的，“现在他们愿意支持我来学习也不算晚，即使比大多数人获得工商管理硕士的年龄大了10岁，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国有企业也开始通过商学院的花名册来遴选其未来的雇员，类似唐海松这样刚起步的公司眼前要找一个拔尖的经理真还不那么容易哩。当他的网站开张时，他需要寻找一个人力资源部主任来看着他的160名雇员，他期望从几十个有资格的申请者中来替换他自己时，结果只有4个人符合他的要求。“我们谈到哈佛商学院，在众多的要求中，其中之一是要求学生能在没有预计到问题的情况下，具有迅速而有创造性地处理问题的本事。”唐海松说。一旦中国自己的商业人才与其雄心相匹配，到时候，唐海松这类从海外回来的人只能依靠他们在哈佛学得的即席创造能力来获得成功了。 (原文发表于《南风窗》2000年第5期，总第181期） 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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