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中国历史来研究一个组织的成长战略、竞争战略是我感兴趣的方向。

　　这一想法源于我看到的一个材料：以“竞争战略三部曲”闻名全球的迈克尔·波特教授访问台湾，在一次论坛上，宏碁董事长施振荣指出：被忽视的价值观、软件建设，才是竞争力的关键。记得施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战略就是用长期的观点来算总账。我觉得施先生提供了一种东方思维的视角，就这种视角来说，迈克尔·波特教授单纯的产业视角就显得有点“狭隘”了。还有一个特别不同的背景是，施先生是企业家，如果超越“学术”回到“常识”的层面，一个企业家经营一家公司必然会遇到“产业”以外的种种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比如人的问题、企业文化的问题、资源整合的问题、制度的问题、策划性运作的问题、接班人的问题等等。企业家必须在像地平线一样广阔的丛林中直面这些问题，勾画他们的战略地图，做出他们必须做出的选择。

　　我开始用战略视角重新研读历史。研读的结果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中国历史似乎提供了比我想要的多得多的“经验和材料”，完全有可能归纳出一种“致广大、尽精微”的战略地图，既能在宏观层面进行清晰的把握，又能在微观层面提供具体操作的指南；忧的是我快要被“经验和材料”淹没了。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具体来说，我必须有一种合适的方法、标准、模型框架来归纳和整理我想要的材料，否则我就没有办法让《史记》和《资治通鉴》为我所用。

　　焦虑在漫延。某一天，我忽然觉得鲁迅“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喝咖啡和读书应该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幸运的是，不久我发现了“蝴蝶模型”。“蝴蝶模型”像是汪洋中的一条船，有了它，我感觉自己跟所有历史上具有战略思维的人物稍稍接近了，有时甚至有一点同舟共济的幻觉。我想感觉到他们的“体温”。就像毛主席曾经接见过南京栖霞山的一个农妇，握过手，农妇幸福地说：“毛主席的手好暖和哦！”　　

　　先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一个大量生产思想的时代，而后世更多只是思想的研究和运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智慧实发轫和成就于先秦时期。

　　周朝至秦朝这一段历史，可以笼统地作一表述：周武王（西周）伐纣（商纣王），牧野之战，参战的诸侯国有800个。其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历史进入春秋（东周），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更迭，直至战国七雄（秦、韩、赵、魏、燕、齐、楚），再其后地处西方的秦国灭东方六国统一天下。这是诸侯国争斗、兼并，最后定天下于一尊的一部竞争战略史。从时间上来说，周武王元年是公元前1027年，秦统一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中间相距约800年。这800年实是中国智慧集中发生、集中展示、集中实践的一个大区间。

　　“中国智慧”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较为彻底地了解它有现实的难度，比如典籍多出于2000多年前，文字古奥。但一旦深入进去，即便是“如鼠饮河”式地了解与“占有”，也顿感自己数典忘祖之罪不浅！随着本书写作的展开，我的赎罪意识也一点点强烈起来。

　　因为了解的不易，“中国智慧”迄今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在使用“中国智慧”这种说法的时候，“尺度和结构”是混乱的：　　

　　·比如民间可能把中国智慧等同于一个人有心计、有心眼；

　　·比如有人认为“三十六计”是中国智慧的精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大多数中国人应该都是较为深入地理解了中国智慧的，因为“三十六计”中的大部分以俗语、成语的形式为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

　　·比如有人以为“厚黑学”是可以清晰把握的中国智慧的精华，但《厚黑学》可能只是李宗吾先生的戏谑之作；

　　·比如日本现代企业制度（即株式会社）的创始人涩泽荣一认为《论语》是“工商之本”，并一直将《论语》奉为“商业圣经”。

　　·比如孙子兵法的巨大的国际性声誉。据说叱咤风云的拿破仑在兵败滑铁卢之后，偶然得见《孙子兵法》，曾无限感慨地说：“如果20年前能见到《孙子兵法》，历史将会是另外一个结局。”又有文章说：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军队将《孙子兵法》配备到人手一册，用来武装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官，以至一时形成“一位看不见的中国人指挥美国人取得海湾战争的胜利”的舆论。这一类传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或者事实是真的，背景则暧昧不明），不过即使是假的也不要紧，因为《孙子兵法》像金刚石一样很难毁誉。

　　·比如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中用“阴阳太极图”表述他对高瞻远瞩公司的发现：在本书以下部分，我们会持续运用中国二元哲学里的阴阳太极图。我们特意选择这个象征符号代表高瞻远瞩公司的一个关键要素。这些公司不用我们所谓的“非此即彼”来框限自己——那是一种不能轻易接受矛盾的理性观点，认定两种表面冲突的力量或理念不能同时并存。成语“自相矛盾”是2000多年前中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发明。看《基业常青》中有关这一部分的分析，我想起国学大师钱穆讲过的一个意思：中国的事情，一个外国人怎么搞得清。可是中国的“阴阳太极图”堂而皇之地成了韩国国旗的图案，想起来是一件很让人可惜的事。“阴阳太极图”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是一个不甚了了的神秘符号而已。

　　所有以上列举的关于“中国智慧”的理解和使用都是在不同的“尺度”上展开的。廓清这些尺度并找到不同尺度之间相互配合的“结构”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中国悠久的历史为这种努力提供了可能。儒家学派的叔孙通为汉高帝刘邦制“礼”，司马光批判叔孙通“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假如把“礼”比做一粒稻谷，司马光批评叔孙通只是撷取了稻谷外面的“糠”，而把“米”遗漏掉了。当然，只有“米”才是稻谷的精华，是人的粮食，而“糠”只是一种鸡饲料。

　　我们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前201年，汉高帝刘邦全部除去秦朝烦琐的礼仪，力求礼仪简单易行。群臣饮酒争功，喝得酩酊大醉，有人就胡喊狂呼，拔剑乱砍殿柱，高帝渐渐产生了反感。（刘邦当上皇帝了，但是当年浴血奋战的哥儿们并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尊敬”他。）

　　叔孙通劝刘邦说：“那班儒生，很难和他们攻取天下，但可以与他们保守成业坐天下。我愿意去征召鲁地（孔子家乡）儒生，来同我的弟子们一起制定臣子朝见君主的礼仪。”

　　刘邦说：“不会挺烦难吧？”

　　叔孙通说：“礼制是根据时代、人情的变化对人的言行所确定的规范（有点像CI中的BI）。我想稍微采用一些古代礼制，与秦朝仪法搀杂在一起制定出来。”

　　刘邦说：“可以试着去做，但要使礼仪容易被人了解，估计所能做到的，据此去制定它。” 　　

　　儒家擅长“制礼作乐”，这些东西在大竞争年代没有什么用，但现在刘邦一统天下以后，儒家时来运转了。上述引文中有一点很引人注目，刘邦这个人非常“务实”，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对执行非常重视。他要求尽量简单，执行起来容易。儒家很容易把这些事情搞过头，搞成繁文缛节，刘邦对这一点是有所警惕的。

第 1 2 页　　　　下页：第 2 页 8

相 关 文 章（共4篇)

“七国之乱”：大汉王朝的危局与新生 （2008-07-14, 中国营销传播网，作者：丁千城） 信仰一元化是组织凝聚力最强有力的保证 （2008-06-19, 中国营销传播网，作者：朱国春） 宽猛相济中的王者之心 （2008-05-16, 中国营销传播网，作者：丁千城） 蝴蝶模型：通过中国历史研究组织成长战略 （2008-03-27, 中国营销传播网，作者：丁千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