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分析了近二十年发生的一些典型事件，发现，经济犯罪和腐败贪污成了很多企业家难以逾越的两道坎。那些本应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企业英雄们，总是在一些简单的问题面前败下阵来，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1993年4月，中国接连发生了两起轰动商界的事件，大邱庄的禹作敏和长城公司的沈太福相继被捕。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新中国建国第一大案，被枪决的刘青山张子善出在天津，第一个落马的知名企业家－禹作敏也出在天津。由此，中国企业高层的犯罪行为开始蔚然成风，如果说当时的事件还算作一桩新闻的话，那么，后来接二连三出现的一些企业家犯罪事件就不太令人惊奇了。

　　作为中国第一村的缔造者，禹作敏曾取得系列丰功伟绩，他领导下的大邱庄由一片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全国最为富有的村庄，禹作敏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农民企业家第一人”。然而伴随这种名气的增长和自信心的膨胀，禹在后期泛滥了自己的权利欲和自由意识，俨然成了一个为所欲为的山大王，包庇打死人的下属，纵容其外逃；将前来取证的检察人员非法扣留长达13个小时；设卡将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拒之门外，指使村民与公安干警形成武力对峙。典型的法律意识淡薄，其结局是，64岁的禹被判刑20年，不出意外，他的余生将在牢狱之中度过。

　　与此同时，位于北京中关村的长城机电公司里，沈太福自称发明了一种新型节能电动机（实际上并未成型），以此项目为由开始向社会广泛集资，并给出了年息24％的高利息。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长城公司在全国17个城市募集到了10亿余元，投资民众多达10万人。由于中央政府担心这种高息集资将会扰乱中央的金融管制制度，并引发社会动荡。中国人民银行下发通报，认定长城公司“实际上是变相发行债券，投资风险巨大，投资者利益难以保障”，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清退所筹集的资金。沈太福此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自恃有高层领导、上百位老干部以及10万集资民众的鼎立支持，拒不接受限令。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沈太福随之被捕，并在次年以贪污罪和行贿罪被判处死刑。　

　　1997年2月8日，原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褚时健，因贪污公款170万美元被监视，同年7月10日被依法逮捕。

　　据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薪酬调查结果显示，一些大型公司最高级管理者的报酬构成是：21%的工资，27%的短期（年度）奖励，16%的长期激励以及36%的以股票期权为主的额外酬劳。按照这样的薪酬结构计算，1996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依次类推，红塔集团1996年创造利税为一百多亿，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在心里肯定也算了这样一笔帐，他实际应该拿到的其实远远超过其贪污的170万美元，聊以自慰。但是他忽略了一点，那是资本主义的算式，在中国不适用，而且由于贪污这种取法有违法律的规定，褚时健因此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

　　话说回来，在当时中国的所有制和利益分配制度下，褚时健可能也确实有些委屈，为企业创造了这么大的效益，个人收入却没体现出来，不要说跟老外比，即便是在国内，一些亏损以亿记的企业一把手也能够比他拿得多，凭什么？这种反差必然会造成一种强烈的心理不平衡感，进而引发腐败和贪污行为。通过这件事说明，当有些规矩被证实是不合理的情况下，也是应当考虑加以更正的时候到了。

　　2000年5月3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因信用证诈骗罪，南德集团法定代表人牟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3年9月，刑期改判为18年。

　　牟其中当年的发迹故事可谓妇孺皆知，在他的那个著名的策划下，几车皮罐头食品换回了几架前苏联的飞机，赚取亿元利润，牟也因此成为中国“资本经营”的先驱者和代表人物。1994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将牟列入当年全球富豪龙虎榜，位居中国内地富豪第四位。此后，他又在国内先后获得“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中国商界十大风云人物”、“百名优秀企业家”、“中国知名企业家”等称号，无数荣耀加于一身，可谓名噪一时。

　　1995年初，国家实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南德集团在银行的贷款渠道被堵死，而前期贷款又陆续到期，加之经营卫星业务急需继续投入大量资金，作为集团总裁的牟其中一时间乱了方寸，多次在开会时强调广开融资门路，包括使用信用证的方式。1996年，南德集团编造进口货物协议，通过湖北轻工从中国银行湖北分行对外开立180天远期信用证33份共8千余万美元，然后在香港渣打等银行议付信用证33份，从湖北中行非法获取资金达6.2亿余元，最终导致国家2.9亿余元的经济损失。

　　针对牟其中事件，一名长期关注信用证案件的北京知名律师说：牟其中案发生的历史时期，国内信用证管理还很不规范，包括司法机关，对经济领域中的这种违规操作行为的特点也严重不熟悉。南德集团正是钻了金融监管的空子，做了一件在自己看来无伤大雅然而在国家又罪莫大焉的事情。从非法律层面看，与其说是信用证诈骗，不如说是无意中触碰了我国金融管理制度的一根软神经，这实际上也是给我国相对滞后的金融管理提了一个醒。

　　2002年10月18，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名批准逮捕仰融。仰融系“华晨集团”董事长，2001年被《财富》杂志评为中国富豪排名第三。

此前的5月，仰融出走美国避难，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自称受到“迫害”，并表示他之所以离开中国，是因为他担心，如果自己拒绝接受辽宁省政府拥有华晨中国控制权的计划，就会被实行双规。采访中，仰陈述自己的出走起因于他和国家股东即辽宁省政府的股权之争。他指责辽宁方面“要把所有的东西抓到手”。仰融说，由于意见分歧，有关部门捏造他反对将华晨汽车与宝马的合作项目放在沈阳等事实，辽宁省公安也开始调查他侵吞5亿元国有资产等经济犯罪行为。　

　　为此，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郭廷标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否认了仰融关于“华晨集团是其私有资产，国家要夺走”的指控，并称政府曾与仰融积极磋商，包括同意给予他部分股权，以体现其做出的巨大贡献。知情人士也证实了上述说法，并透露说，关于股权的谈判其实从未停止过，国家当时确实要给仰应得的股份，社会上也风传10%或30%之说。但很明显，仰的胃口比这要大得多。　

　　另一个有说服力的情况是，自1999年以后，由于仰融的自负和独断专行，一手遮天，在集团内部已经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由于他的盲目决策，出台了一系列类似大跃进的项目，一度将公司推到了极其危险的边缘。看来，正是内忧外患交织，一起将仰融推下了华晨的权力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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