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看看西方的各种知识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从概念、到操作、从系统到相互的关系，甚至复杂到一个学者一辈子只研究一个主题，在一个树叉上的一个小枝条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这点来看，它有过于复杂之嫌，但好处是涵盖广泛，系统性很强，无论你想要什么理念和工具，都可以找到。单单从管理科学上来说，从心理学出发，对人性善恶的分析出发，从人的目的性出发，就展开了很多管理理论和派别，异常繁复。你可以想象当西方的企业需要时，就可以打开这些管理的抽屉，把某大师研究过的理论拿出来，经过消化吸收，来指导实践。

　　而我们中国人是讲究实用的民族，我们不大会去研究所谓的牛顿定理，那太抽象。简直没“用”，我们只要知道利用下坠的力量就可以了，比如说用来打铁。我们也不必要知道，为什么磁针指向南方，会使用指南针就够了。于是当年我们在“四大发明”，这些器物的发明上暂时胜过了西方。当长久来看，他们的沉淀更深刻，基础更扎实，传承更有序，现在西方早已全面超越了我们，于是才有了被动挨打的百年屈辱。

　　目前的企业管理理论，也是我们门户开放了以后，全部从西方引进的。从来没听说某个大陆学者，提出自己过的管理理论，更不要说体系了。勉强有个台湾的曾仕强教授提出了“中国式的管理”，广受“大陆著名学者”的抨击，认为不够专业和系统，那是“封建糟粕”，不现代更不流行，还不够权威。那曾教授的不行，我们“大陆著名学者”的理论呢？那属于我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没有！我们全国这么多管理学、营销学、心理学的教授，甚至是博导，从来没听说哪个人，提出一套让我们本土企业家，认可的理论体系，来指导企业家的管理和营销实践。

　　我们知道，那些适合西方人心理的心理学、哲学、管理学、营销学，是否适合内向的中国人呢？就我的经验来看，够戗！但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知识体系，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专业化地聚焦，值得我们学习，但他们的结论是不是对我们也是一样的，那就值得商榷了。其实我们的民族性，确实和西方有本质的不同，我们是内敛的民族，而西方是开放的民族。鲁迅、胡适、梁启超等这些前辈大师，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从东方来到了西方，然后又回到东方，提出了很多关于中西文化对比的观点，说的就是这些不同。

　　我们的专家学者，我们的企业管理者，是否在整理自己的思想，是否在研究中国的传统典籍，真正把企业的管理实践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管理体系呢？我看到的事实是，无论是企业管理者还是我们的可爱的专家学者，都在忙着赚钱。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核心目的是赚钱，这无可厚非，这是他的天职。但专家学者，不以学术为目的，不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为中国的企业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不去提炼企业的实践经验，引进先进的理论体系，做融合和总结的工作，而乐于做一个“走穴”赚钱的机器，那就是我们时代的悲哀了。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其实一个没有从根上，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企业文化来的企业，也根本不能成为国际性的企业的，也是个毫无个性的三流公司。当年联想收购IBM电脑部，走向国际化时，我们为它当心，担心最多的是能否融合两个企业的文化。而联想的文化，大多来自柳总的管理思想，总的来看是经验的总结，是家文化，不成系统。也没有提出一些，反映人类精神内涵的理念来，所以联想只是个优秀的企业，而不是个伟大的企业。中国最优秀的企业都是这样，更何况发展中的民营企业呢？

　　够了。我们不能指望那些“著名专家”了，他们从学校到学校，根本没有企业的实践，从他们身上，不可能诞生理论大师，只能是理论的“二道贩子”。是我们这些熟悉企业实践的，搞咨询、培训，搞企业管理的人动手的时候了。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之中能否有人真正安静下来，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化，结合西方的理论体系，总结出本土企业管理的根本道理，形成熊熊燃烧的火炬，指导更多的中小企业，走向未来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谁做到了这一点，30年以后，他将成为中国的德鲁克！

	郝志强：曾任某著名家电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对区域市场的管理有独到的见解。后升为销售管理部经理，负责全国市场运做。对平衡不同区域市场、制定销售政策、销售总部与各职能部门的配合，有切身体会。又曾任著名手机分销商策划经理、渠道经理、高级培训讲师职务。参与策划了摩托罗拉多款手机上市工作，对摩托罗拉的渠道模式有深入研究。在工作中，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讲师训练，现从事专业培训讲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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