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如果穷人继续增多，尤其是赤贫者越来越多，富人的日子也一定不好过。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评论东南亚因为贫富差别巨大而导致社会动乱频发，如菲律宾、印尼等国家长期处于经济滞胀、民生困苦的时候，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穷人就象大海，富人就象大海中的一个孤岛，大海只要打一个浪就可以把孤岛淹没”。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到了必须解决贫富差别过于悬殊的时候了，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3,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38。显然，本届中央政府已经意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关注农民与弱势群体的力度空前加大。但如果没有很好的扶贫制度与政策设计，往往耗费巨大的资源，但收效甚微。

　　同时中央政府非常关心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升GDP,因为靠投资与出口拉动已经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并且不能真正为国民带来有价值的财富——即直接或间接地提升国民生活素质的财富。当前，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大部分都是低效率与盲目的，并严重依赖银行贷款，会沉淀为死资产，还会成为国有银行的呆帐（因为中国主要是国有银行，投资的贷款也大部分来自于国有银行），最后成为金融危机的源头之一；出口连年顺差已经搞得国际关系紧张，同时很多的出口依赖低成本优势，而中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主要靠牺牲环境、民工低工资超负荷工作并付出身心健康（普遍缺乏劳动保护）为代价的。最后，可能为弥补对环境的破坏和医治一代民工的职业病付出的成本都超过了这么多年积累的利润。更何况环境和民工的健康可能是永远无法恢复的。所以，靠投资与出口拉动带来的增长并没有提升国民的生活素质，完全属于没有意义的增长。　　

　　目前我们的悖论是：

　　一方面农民的彩电普及率只有可怜的37％，另一方面中国的彩电工业的产能的利用率只有46.1％；

　　一方面中国有2365万人尚处于温饱未解决的状态，另一方面中国的轻纺工业产能严重开工不足。

　　这导致农民生活素质差，而工业企业又有巨额投资闲置，一天天地等着机器生锈与报废，工人又不得不失业，社会财富惊人浪费而又不能为国民尤其是低收入的农民带来生活素质的提升。　　

　　是否有一种制度设计既能有效地实现低成本扶贫又能促进内需？

　　我们先来看目前我们国家的主要扶贫措施：

　　1、 增加不发达与边远地区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如交通；

　　2、 直接以救济款拨给不发达与边远地区的低收入农民；

　　此外还有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结对子，赞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给贫困地区农民增加学习知识与工作技能的机会。

　　这两种方式都带来极大的负作用：各地为了争取投资与扶贫救济款，需要跑部前进，向国家各部委争取给自己所在地区多分一块蛋糕，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扶贫投资与救济款，很多成了公关费，造成了必然的腐败。而且各地的官员获得了中央拨下来的扶贫款，进行肆无忌惮地挪用甚至贪污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要知道有些官员连98抗洪的救灾款都敢贪。最后，真正用于扶贫投资与救济的款子、真正到达农民手中的利益只占中央政府拨下来的款项中的可能低得可怜。所以，尽管中央政府花费大量的的财力与资源进行扶贫，但效果一直较差。

　　根本的缺陷在于审批制，给审批权利者者创造了腐败的机会，层层截留，最后真正到达农民手中的利益很少。同时，农民不知道自己可以得到的具体利益也是问题。在层层审批的情况下，农民只知道有救济，但每个农民具体可以拿到多少并不知道。乡长与村长会以发给了更穷的人为借口，结果大量的利益属于乡长与村长以及各级官员。

　　所以，制度设计的核心是不能再有审批，让农民知道在某一时间段内可以得到的具体好处是多少？如可以给农民发购物券，不鉴别收入高低，无论是亿万富豪还是街头乞丐，只要是农村户籍都发购物券500元。并且通过有效方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让每个农民都知道自己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可以获得500元购物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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