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天天可以诞生金色神话的时代！只要你是个有心人。”纵笔之时，我的耳际回响着这句无名者格言。无数次重复这句话的就是即将“闪亮登场”的主人公——闽南上海人或者说是上海闽南人王君，一个同样喝黄浦江水在石库门弄堂长大，也曾经长时期捧着铁饭碗的上海人。

　　1994年5月18日，我应邀参加王君在上海投资创办的商务中心“闪亮揭幕”仪式，亲眼目睹了他创造的又一“金色神话”。

　　王君的商务中心设在闹中取静、人文环境上乘的上海西区，2500平方米装有中央空调的大楼，设有几十套供出租用的办公室，外加商场、餐厅、舞厅、文印、电信等服务。开张伊始，这几十套办公室已出租一空。

　　择吉开张那天，王君沾沾自喜地说：“这幢大楼半年前还是上海一家亏损企业的备用品仓库，在这么好的地段设仓库，不是捧着金碗讨饭吃吗？去年l1月，我以每平方米每天1．45元的价格租下了这幢楼，年租金100万元，合同订了15年，以180万元的装修费完成了改造。如今，对外招租办公室的平均价格是每平方米每天5．1元，由于供不应求，还得预缴半年房租。到今天，我不仅已收回了装修的180万投资，预收的房租也已够我付第一年房租了。我的理解是，这种投资少、见效快的投资，就是‘组装市场’，或者说是99度十l度理论。亏损企业闲置厂房是一种浪费，我利用我的智慧和财力，不仅给我的公司创造了利润，同时也给这家亏损企业产生经济效益，每年100来万元的房租远远超过了这家厂的创利”。

　　那天晚上，在志禧宴会上，自我感觉良好的王君举杯祝酒：“我打回老家来了，这个投资项目仅仅是我们公司在上海的一个良好开端，我们公司在上海‘组装市场’就此正式拉开帷幕。”酒酣之余，王君还透露了一个不小的秘密：已经有三个类似的“组装市场”投资项目在火车站和浦东一带如法炮制了，投资回报率将更加可观。

　　至此，我不禁回忆起3年前和王君邂逅的那一幕。

　　1991年5月22日，国航的波音767宽体客机飞行在北京到厦门的航线上，弦窗外是蓝天和白云，客舱的闭路电视正播放着一部缠绵的录像片，这是近3个小时空中旅行的精神食粮。

　　“真是的，这个航班干嘛老是播放这种男男女女的片子。”我的邻座操着普通话大声嚷嚷。

　　正巧，一位空姐匆匆路过。

　　“小姐，能否播放经济信息、新闻节目，哪怕是电视广告也可以，总比看这种片子好。”我的邻座对空姐提出“合理化建议”，可空姐含笑走了。

　　在寂寞的旅途中不爱看生活片的太少见了。职业习惯使我对邻座产生了兴趣。

　　“看生活片有啥不好?”我随口问他。

　　“嘿!时间都看掉了，一点经济效益也不能创造。”他振振有辞地答道。

　　真是个分秒必争的生意人。这时，我才注意到，他右手捧着一本《全国轻工市场信息》，左手拿着一袋进口牛肉干，一边看杂志，一边朝嘴里塞牛肉干。

　　这时，空姐送午餐来了，配制精良的航空午餐引起了乘客们的食欲，可我的邻座却朝空姐摆摆手，他放弃了这份至少值8元钱的口福。

　　随后，他拉开随身所带的包，取出了自备午餐，美美地享用起来。

　　他的阔绰更触动了我的新闻神经，我开始细细地观察了：啤酒，是蓝带的；罐头肉，是丹麦的；听装玉米笋，是美国的……连矿泉水都是进口的。

　　他发现了我的惊异，随口说：“吃，就要讲营养，有了营养才会产生经济效益。”

　　他又一次提起了经济效益，真像个经济动物。

　　“你是跑供销的?”我憋不住了，终于对他切入采访。

　　“是，也不是。”他漫不经心地回答。

　　“是国营大厂的供销科长吧?”我后悔刚才降低了他的身份，这回给他升官了。

　　“国营大厂?是国营大厂的人能这样吃吗?敢这样吃吗?”他反问我。

　　“那你是……?”我欲言又止。

　　“朋友，你是混什么的?”他的发问中“混”字加了重音。

　　我亮出了记者证。

　　他打开记者证，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立即改口以上海话说：“朋友，侬也是上海人啊！”

　　“那么，阿拉是同乡了。”我接口说。

　　“是同乡，也不是同乡。”他又莫名其妙地说。

　　这时，我才细细地观察他：30开外的年龄，脸色红润；黑色的T恤上缀有一点精致的小白花，那是正宗的梦特娇；裤腰上闪亮的皮带扣上那只花花公子特有的小白兔细巧可爱；足上穿着一双显然是带气泵的新潮“雪豹”运动鞋；手腕上永不磨损的拱型雷达表光可鉴人。在1991年的春夏之交，他的这副行头绝对堪称“精品荟萃”。

　　“那么，你是搞个体的?”我再一次问他。

　　三次发问得到的是三次“是，也不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对他更加产生了兴趣。

　　飞机快要下降了，鹭江口那碧绿的海水已清晰可见，广播里传来空姐甜润的声音：“厦门高崎机场到了。”

　　“如果你真的对我有兴趣，我愿意接受你的采访，你跟我一起走吧！出机场我有车。”他向我发出了邀请。

　　恭敬不如从命。他就是本文开始时出现的“闽南上海人”或“上海闽南人”王君。

　　厦门高崎机场出口处，同一长溜脏兮兮的的士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一辆簇新的“奔驰”280轿车鎏光溢彩。车门已打开，司机操着纯正的闽南口音恭敬地说：老板，一路辛苦了。几乎与此同时，这位司机用右手挡住车门上沿，卑微地把王君和我请进车厢。

　　“奔驰”在福厦公路上疾驶。此刻，我无意再欣赏南国风光，因为，王君这个诡秘的“阿拉”同乡越来越引起我的兴趣。

　　“这辆‘奔驰’是你的?”采访就这么开始了。

　　“是我的，去年刚买的。”他很平静地回答。

　　“那可要四五十万啦!”我惊叹道。

　　“这有啥稀奇?在这里，这种‘奔驰’280算不了什么。”他的口气越来越大了。

　　我越发惊奇了。这时，他神情严肃地说：“陆先生，请你答应我一个条件：在你以后写成的文章中，不能披露我的姓名和地址。”

　　我允诺了。于是，他打开了话匣子，也许是为了不让他的车夫听懂，王君操起了上海话——

　　“我确实是个上海人，以前在上海一家鞋厂做工人，是个做鞋子的小皮匠吧!1985年夏天，在一次赴厦门石狮旅游途中，我结识了一个福建晋江人，他是开鞋厂的。当时，这位朋友主动提出让我在上海帮他搞销售。正好，那时我们厂开工不足，停薪留职很容易，于是，回沪后我就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开始为他跑生意了。

　　“真没想到，在上海，只干了一个夏天，大概就3个月吧！我就赚到了8000多元。你想想，1985年的8000多元肯定不是一笔小数字。当时，我不过利用一些亲友关系，帮他联系一些上海商店经销他的鞋子，他按销售额的6％给我提成，这样小打小闹我就发财了。当时我就想，如果自己搞，那一定能赚得更多。

　　“于是，1985年10月，我就跑到晋江来了。一打听，原来那人给我的6％的提成是很低的，晋江有成千上百家鞋厂，大部分的提成比他高。这时谁给再多的提成我也不干了，我要干自己的事业。不久，我在晋江承包了一家鞋厂的销售工作，把前面赚来的8000元作为风险抵押。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失败了，大不了那8000元没赚。

　　“真该我发财了。承包半年后，到1986年5月一结帐，减去各种税收和开支，我净赚了15万元，当时，我拿到钱害怕了。怕什么?不瞒你说，我就怕你们这些搞政法的，一个上海人，半年赚了15万元，这准成大新闻，如果被指控成不义之财，那就什么都完了。

　　“怎么办呢?那段日子，我回上海和父母反复商量，是不是干下去?最后还是拿下了主意，干下去，为了提高安全系数，省得添麻烦，我到厂里办了辞职手续，接着，又把户口迁到福建。迁户口那天，派出所民警傻眼了。说真的，当时，我心里很难过，谁都说，大上海户口迁出容易迁进难啊！可现在想想，也真可笑，这有什么稀奇呢?不过每个月少25斤粮票、5两油票什么的。

　　“到闽南落户后．我就开始豁出命干了，对失去上海户口和铁饭碗的我来说．只有破釜沉舟—条路了。

　　“也真因为我已不再是上海人了。因此，说老实话，我在你面前也没什么顾忌了，因为，我在闽南也并不算太冒尖，更何况我还连年得到镇政府授予的‘遵纪守法户’称号哩！我之所以把你请来谈谈，就是希望通过新闻媒介，表达这样—个意思：上海人不是窝囊废。现在不是有许多广东福建人瞧不起上海人吗?玩了‘上海鸡’，还要说十分尖刻的话。”

　　“把车直接开到我家门口。”这时，他以命令的口吻对司机说，似乎要印证他这个上海人的权威。

　　“奔驰”终于在一幢宫殿式的王后建筑前稳稳地停下。我注意到，和闽南民居门媚上几乎千篇一律的充盈着农业文化的诸如“荣泽衍派”、“荥阳佳人”之类的匾额不同，王君的匾额上镌刻着“创业维艰”4个金字。

　　王君陪我走进了客厅。客厅中央没有闽南人家家户户供奉的财神爷神龛，但贴着一张硕大的中国地图，上面用红笔勾勒的星星点点，显然是王君足迹的记载。

　　他为我沏上了一杯龙井茶，自己却摆弄着闽南功夫茶具，一边啜茶，—边和我谈开了——

　　“这幢房子是去年才盖的，一共二层12间，土建加上装潢和家具，超过100万元。

　　“你问我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叫我怎么回答呢?可以这样说，只要有利可图，只要不触犯法律，我什么生意都做。当然，我的市场总是在大城市，尤其是上海。

　　“就举个贺卡的例子吧!1988年夏天，我在上海得到一则信息：上海圣诞节开始热闹了。于是，我就在那年国庆节前组织到一批进口圣诞卡，派人日夜兼程运到上海，我自己则乘飞机先行—步打前站。在上海，通过各种关系落实销售网点，运货卡车到了上海，几十万张圣诞卡全部脱手了。这么两三天时间，就赚了2万元。

　　“再拿曾经很热的运动鞋来说吧!1990年春天，从一次鞋类订货会传出信息：运动鞋将走红。我细细思忖，这肯定与北京亚运会有关。于是，我迅速作出反应，反正福建有的是鞋厂，我就从莆田、泉州一带组织进口运动鞋，空运到上海，虽然空运代价高，但进入上海市场后，款式可以领先一步，脱手快……”

　　王君不无得意地侃着自己的发财经，从头饰腰带到裤衩时装，从文具纸品到五金百货，他行行都沾边。

　　“我不明白，你的营业执照上所开列的经营范围有那么全吗?”我困惑地问。

　　“我的营业执照?这管什么用?凭我的个体营业执照还能与上海人做生意?不把商店经理的位子都砸了。”他坦率地说。

　　“那你的生意又怎么做?”我问道。

　　“销哪家产品，就以那一家的名义。就比如这次去北京推销一批话梅，我就有广东汕头那家蜜饯厂的经销证明、外销证、核价单、开户帐号等一应俱全。”他不无得意。

　　这时，他从皮包中取出一叠聘书和不同“版本”的名片。同是王君的大名，可眼前的15种“版本”名片的头衔都各不相同，有“时装有限公司销售部主管”，有“鞋业集团中东经销部经理”什么的，甚至还有“食品厂经营副厂长”，与之一一对应的是15份聘书。

　　“这些名片都是我目前所销产品的厂家为我印制的。如加上以前搞过的，我的名片不会少于200种‘版本’。说来也真好笑，我每次到上海，在宾馆住下后，一些商店经理来找我，有的称我‘科长’，有的称我‘经理’，有的称我‘厂长’，有时我还真搞不清楚。其实，这年头上海黄金市面上的商店都销南方货，大商场都搞起了‘精品总汇’，这生意真的是外地人兜上门的?说穿了，还不都是像我一样的上海人以外地企业身份在搞。不过是规模没有我那么大而已。”他笑着说。

　　“那么，这些年下来，你大约搞到多少钱了?”我不免有些唐突。

　　“房子和车子就超过150万元。我可以告诉你，在这镇上，我不算‘小毛虫’，但也挨不上‘大头龙’。”他狡黠地笑着说。

　　晚饭后，他陪我登上了四层屋顶花园，穿过曲径，绕过花棚，眼前豁然开朗，葱绿的闽南大地在我的脚下，不远处，海在涨潮，潮头白浪滔天。

　　“怎么还不成家?”我问王君。

　　“这家怎么成呢?我不想娶闽南人，我也不准备在这里‘插队落户’。因此，到现在我还没有自己的公司，我的根在上海。在适当的时候，在上海也能像南方一样开放的时候，我要打回去的。那时，我将有自己的经济实体。”他略带忧愁地说。

　　两年后，1993年1月，当我在上海虹桥开发区写字楼再次见到王君时，他的身份已经是福建一家中外合资公司的总经理了。

　　此刻，打回老家来的王君正埋在硕大的意大利真皮沙发上，不停地拨动着传真机，他手上的那一叠似乎传不完的传真件足以证明他的生意大大地兴隆。

　　王君伫立在落地铝合金窗前，眺望着上海西郊那一片鎏光溢彩、充满生机的热土，我知道那里有一块书写着邓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朴素真理的标语脾。

　　两年不见，王君似乎增加了书卷气，他说：“这会儿，我真的打回老家来了。我有一个不太妥帖的比喻：如果把计划经济调控下的中国人比喻为一支齐步划一谁都不允许领先一步的队伍的话，那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就是一次机会，不少农民兄弟都唰地奔了起来，而那时，我们上海人都还在为几元钱奖金计较。如果说我现在有些什么后悔的话，我后悔的是起步太晚了，如果不是在1985年，而是再早个三年五年告别大锅饭、摔掉铁饭碗的话，那该多好啊!”

　　那天，王君谈了衣锦还乡后的打算：准备在市中心购买一套高级公寓，这是新婚妻子(当然是“阿拉上海人”)的要求；那辆奔驰280是福建牌照，在上海用不方便，准备在上海再添一辆。

　　临分手，王君颇为动情地说：“当年，我离开上海，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今天，上海成了中国经济的龙头，我打回来了，同样是顺应历史的潮流。至于在上海搞什么项目，目前，我还是以搞买卖为主，或者搞些‘组装市场’的小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还不打算搞。当然，到应该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时候，我还是会上项目的。”

　　从历史的纵深角度上去看，王君无疑是当代中国人中个人经济动机最早得到觉醒和确立的一代，是最早不甘做“一颗永不生锈的镙丝钉”的那一批人，当然也绝对是对社会走势最敏感的一族。

　　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那天，我曾问王君这么一句话：“就这么在上海‘组装市场’?！哪天能看到属于你自己的大厦拔地而起?”

　　他的回答是：“上海滩，有几幢大厦是投资人自己掏腰包投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