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讲在“非典”期间有高层官员被免职不仅在国际上引起关注，而且在国内政界则堪称引发了一场“地震”，以至于现在若有报道某省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当地党政官员都是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第一现场，使得新一届政府形象因为“问责制”变得更加亲民、负责、透明。

　　在被免职的大小官员背后都是十分严重的事故：密云灯会踩踏、开县井喷、海宁火灾、吉林中百商厦大火、阜阳劣质奶粉、嘉禾违法拆迁等。我注意到在这些被免职的大小官员里，只有一位国企高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兼党组书记马富才，因为在开县“12•23”井喷特大事故中，死亡243人，受灾群众达6万人。　

　　与此同时在不久前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提交了一份报告，披露了一些部委、厅局在一些专项资金使用方面的违规、违纪问题。其中也有涉及到一家国企的审计，审计署对原国家电力公司领导班子进行了任期经济责任审计，集中主要问题包括：决策失误造成损失78．４亿元，少计利润78亿元，国有资产流失４５亿元。

　　两个事情本没有什么太多可比之处。但我忽然有这样一个想法：如果在开县井喷事故中损失的仅仅是财物，而不是人民群众的生命，可能无论损失多大，马富才也不至于丢了乌纱。而联想到官员“问责制”的实施，其实面对这些事故，要摆理由可能有千万种、要进行推卸也可以找出若干个替罪羊。这也是为什么以往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故，顶多是处理几个直接当事人，要么就是实在没法交待换个地方继续当官。而“问责制”的实施，不是仅仅处罚直接当事人，而且一级组织的最高领导人都会受到重处。其实就是体现了一种责任、一种“人人要负责、事事有人负责”的权责意识。

　　相对于国企的改革，政府体制的改革面临的困难要多得多。而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新一届政府况且能够体现出一种政治文明的进步，而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我们的国企是不是也应该大胆实施高层“问责制”呢？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国民经济的稳步、高效发展是政府官员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不也是国企高层管理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吗？我们有时太多地强调了主观、客观理由，有利益的时候争先恐后、有问题的时候推三阻四。其实从目前官员的“问责制”实施以来，许多时候老百姓都觉得有些人与部门处理得有些过重了，不少官员都是曾经十分有成绩的。但新一届政府多种场合都强调，相对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什么问题都不能大过此。而我们的国企一直搞不好，我们每每谈及都将责任推给历史与体制，其实这种推辞就是没有将自己在这段历史中的作用与意义认识清楚。

　　实施企业“问责制”，可以明确当期领导者或管理团队需要改变或改善的经营目标，避免“人人谈目标、人人不负责”的尴尬局面；

　　实施企业“问责制”，可以打破部分人员明哲保身的自我意识，充分调动起主观能动性进行现状的改变；

　　实施企业“问责制”，可以消除领袖崇拜论的泛滥，功不抵过也应成为衡量企业负责人的一种评估理念；

　　实施企业“问责制”，可以阶段性预警企业面临的种种问题，避免最终不可救药、一命呜呼。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我们是看着一个又一个国企轰然垮塌，然后去感慨永远说不清的体制宿命？还是要么想清楚后该卖的卖、该转的转、该关的关？抑或是将权利与责任对等起来，将利益与贡献结合起来？也许我们还不可能一步到位，因为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太多，但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大国企、一些真正意义上关系到整个国家、公众利益的关键超大型国企，政府主管部门应该拿出对官员“问责制”的决心与勇气。对于官员来讲，保证不了一方百姓的安全是他的失职；对于国企负责人来讲，不仅保障不了国有资产的增值，甚至还因为重大的决策失误或失察造成重大损失的，我们也需要举起“杀无赦、斩立决”的强硬来。

　　要对人民负责，这不是一句空话。不仅对官员是这样，对我们掌控着人民财富积累的国企负责人来讲一样十分重要。但愿我们在“问责制”的影响下，逐步成为拥有更强责任感、使命感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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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停止谈论企业家 （2004-07-05, 经济观察报，作者：许知远）